酷玩实验室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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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你问他知道哪些男团，TFboys是一定会被提到的。除此之外，我的朋友乌鸦上尉说，还有“梁山108将”——C位宋江，武力担当卢俊义，智慧担当吴用，颜值担当燕青……我想，要么是因为直男离时尚太远，要么是因为德云社离中国人太近。事实上，中国的偶像团队模式大概分为三种，养成类、选秀类和练习生类。养成类的代表是TFboys，选秀类则是杨超越的“火箭少女101”。而练习生模式的代表，我想了一圈，最后得出了这么一个答案——尽管这个说法看起来有点莫名其妙，但如果换一个场景表述，直男们会深有认同：“全民制作人们大家好，我是练习时长18年的德云社练习生张云雷，喜欢说、学、逗、唱，music”这时，全场人一定会举着灯牌，拿着荧光棒，不假思索的接上一句，“日思夜想的辫儿哥哥，来到了我的门前”。原因无他——尽管在日韩，练习生模式大行其道，但这些东西，郭德纲早就见过了。什么C位，什么偶像，什么粉丝，都是中国人玩剩下的。100多年前的中国，偶像还不叫偶像，叫“角儿”。
最有名的“角儿”之一，叫谭鑫培。
宣统二年的报纸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宣统二年，谭鑫培在天津演出，全城瞩目。
当时谭鑫培年岁已高，围堵的后排观众也多，无奈之下，所有人都要伸长脖子，探着脑袋听戏。
四天后，半个天津卫，满街都是长脖儿。
无论是在北京、天津，还是在上海，谭鑫培每去一座城市，就会引起当地的轰动。
彼时有一句话形容他，“国破家亡哪管得，满城争说叫天儿”。
“谭叫天”，正是戏迷们对他的称呼。
这就是“角儿”。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戏班是没有角儿的，那时只有“脚色制”。各门脚色在戏班里地位平等，没有什么高低之分。在一出戏里，谁也能露脸，谁也必须要跑龙套。
但随着商业性戏园的发展，观众的鉴赏能力不断提高，加之演员的天分也有所差异，渐渐地，出现了“角儿制”。
同一出戏，哪个戏班都可以唱，但有“角儿”的戏班，一定唱得最好。
由于出色的业务能力，不少戏班会拼命巴结“角儿”，一些达官贵人甚至也会放下身段，与其结交。
“凡无家口而隶于此班者，皆住宿其中，即不演戏之时，衣食亦告无缺。遇有疾病死亡，其一切费用，悉归班中开支，法至善也”。
戏班管吃管住，这些小孩要做的，就是日复一日的练习。和如今练习生签的“合约”一样，只不过当年，那个叫“卖身契”。地位变高后，相应的待遇也会变高——之前的戏班演员都拿包银，也就是固定工资。但“角儿”，拿的是分成，当天戏班收入多少，就必须按照一定比例，分给“角儿”。“角儿”在台上，不仅不用跑龙套，还有自己专有的行头。行头不对，就不会上台表演。就像很多练习生出道成为明星以后，都有自己的专用麦克风、耳返、专门的保姆车接送。行头，古今中外，谁都想要。还有另一件事，也是百年来从没改变的——晚清年间，作为“四大徽班“之一的“四喜班”，共有演员721人，但没有一个，是“角儿”。
无数演员在不为人知的地方练了半辈子的戏，也无人问津。
谭叫天闻名全国之后，喜欢谭鑫培的戏迷聚集在一起，组成了“谭迷党”。谭鑫培每次演出前，谭迷中的文采好的，总会写上几篇赞美的文章，送到报社发表。到了演出当天，谭迷们会集体购票，早早地便在戏园后门等着。有人开路，有人拿大衣，有人举着牌子，簇拥着谭鑫培往戏园子里走。放在今天，他们也许还会举上灯牌、荧光棒，带着猫耳朵，定好应援色，做巨幅海报，上面写着“叫天哥哥，我们爱你”。如果是夏天，必定有人会扇扇子。如果是冬天，必定有人会递手炉。赶巧儿是雨天，半条街都是撑着的雨伞。放在今天，那就是一街的保镖，粉丝抢着上去送鲜花、手幅、礼物。出场前，谭鑫培会在后台亮一嗓子，念一句白儿或者唱一句腔儿，京剧里叫做“闷帘儿”。
只要谭鑫培的声音一出来，谭迷们便纷纷叫好，为演出做预热。同时也要告诉在场其他的观众，正主来了。而每段的高潮节点前，谭迷们便会预先准备，运足了气，紧握双拳，巴巴地等着。只要谭鑫培那一声唱出来，他们便一齐喝彩。谭迷们多少有点京剧基础，喊出的“好”声也字正腔圆，满腔满调。放在今天，演唱会上，粉丝们会做人浪，有自己统一的打call动作、应援口号。而当谭鑫培下台之后，谭迷们便会迅速离场，一点都不给其他演员面子。演出结束后，新鲜出炉的文章又会被火速送往报社，预定了第二天的报纸头条。除此之外，谭迷们海报上的名字大小、演出的出场顺序而和其他人的戏迷掐架。
那就是谭鑫培，真的有传世之才。对京剧这一门艺术，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早年的谭鑫培跟随父亲进京学艺，在金奎班学艺。这一学，就是五年。出科之后，谭鑫培开始“跑龙套”。给人当五行，或者翻跟斗，甚至是做被踩的小鬼。等到熬出了头，好不容易拜了当时的老生大家余三胜为师，谭鑫培开始“倒仓”。演出少，也就没了收入，谭鑫培家变得更加贫寒。就连和他家定下娃娃亲的世交，也决定退婚。倔强的谭鑫培，硬生生地从北京走到了天津，去讨个说法。他的嗓音开始夹带着沙哑，高音不直不硬，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比较婉转。可那时的老生，全部都是洪钟大吕的声音。谭鑫培的嗓子，根本上不了台面。无奈之下，谭鑫培只能由老生，改唱武生。但武生要求身材高大，瘦小的谭鑫培又显得格格不入。而当谭鑫培终于唱出些名头，能够入宫表演时，他已经唱不了体力消耗很大的武生剧目。谭鑫培，只能从武生，再次转回老生。这一次，他改变了京剧以正宫调为标准的老规矩。自打那以后，乐队会根据演员调门儿定弦儿，谭鑫培能唱多高，弦儿就定多高。为了能吸引更多的观众，谭鑫培将当时其他有名的京剧大家唱法精髓融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唱法，也就是后来的“谭派”。由于谭派是当时京剧艺术的集大成者，行业内，“无腔不学谭”。诸如其他行当的梅兰芳、王瑶卿、杨小楼，都受到他的影响。由于成名较晚，谭鑫培在后来的演出有些“廉颇老矣”的感觉。这时，他又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如何更好的塑造人物上。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大家都按照科班里所学，一板一眼的做动作。但谭鑫培的人物，却能根据当时的人物情境，重新设计动作。那个原本声音不入流的练习生，变成了一代京剧大师的背后，是创新，也是传承。《霸王别姬》里，小豆子的母亲为了把儿子送进喜福成戏班，不仅给班主跪下，还暗示“怎么着都成”。喜福成的班主当即来了一句，“别介，都是下九流，谁嫌弃谁呀”。
那时的“下九流”，一流巫，二流娼，三流大神，四流梆，五剃头的，六吹手，七戏子，八叫街，九卖糖。
但即使是这样，1988年，有一个16岁的少年来到北京，他的心里只有一个想法——郭德纲也许是个俗人，但他倒也是经历了完整的“练习生”教育。
郭德纲7岁，就和天津著名的艺人高祥凯学评书；14岁时，开始学相声，后来师从常宝丰；17岁，又学了西河大鼓。郭德纲想考的部门，叫“全总文工团说唱团”，这里汇聚了当时许多著名的相声演员。但他削尖了脑袋，只能去说唱团当个临时工，职位是“检场”——负责搬桌子扫地的。回到天津的郭德纲，又拜了几位名师学习相声，想着学成之后，重新“杀回”北京。这一次，心灰意冷的郭德纲决定不说相声了，准备去做生意。但很明显，郭德纲在生意上的天赋，远远比不过说相声。在赔了几次之后，郭德纲决定再去一次北京。头几次，郭德纲接到了演出邀约。剧团说是给1000块，但到最后，一分钱也没给。到了交房租的日子，拿不出钱的郭德纲躲在屋里，门外是骂个不停，一直踢门的房东。那时候郭德纲每天的餐食，就是用锅，把挂面煮烂，煮成糊糊状，就着大葱吃。而他演出的地方，在蒲黄榆。为了省钱，郭德纲平时都是骑一个车胎漏气的自行车，一路上，要打三回气儿。后来车坏了，万般无奈的郭德纲只能开始坐公交。后来有一次演出太晚，他错过了最后一班公交。郭德纲用身上最后的钱，买了两个包子，从蒲黄榆走回了黄村。那时北京的还没有什么高速路，都是大桥，桥上都是来来往往的大车，郭德纲扶着栏杆，走在不到一尺宽的马路牙子上。打那个时候起，郭德纲下定了一个决心。我一定要成功，除了我自己，没人能作践我。1998年，郭德纲碰到了自己人生中第一个贵人——张文顺。郭德纲逗，张文顺捧，两人的相声，经常逗得茶馆里的人哈哈大笑。也是那一年，郭德纲和张文顺，在大栅栏的中和戏院，办起了相声大会，每周一场。不过相较于谭老爷子曾经动辄成百上千人的捧场，相声大会就要惨淡的多。观众没有演员多，是相声大会的常态。没观众，自然不好意思卖票。基本上都是商量着给，想给10块给10块，如果执意只给5块，郭德纲也认了。2000年，郭德纲借调北京曲艺团，遇到了个大院子弟。两人一搭档，效果特好。郭德纲本来想着邀请他去相声大会，结果因为不挣钱，没好意思喊人家。2002年，相声大会搬到了广德楼，有个年轻人每场都来。郭德纲一打听，这个年轻人叫何伟。后来，何伟、郭德纲的同乡曹金，一起拜了郭德纲为师。师徒几人就这么往返于北京各个郊县，四处演出。03年，相声大会正式更名为德云社。尽管观众多了不少，但后台的人丁也多了起来。德云社，还是缺钱。为了5000块，郭德纲参加了安徽电视台的《超级大赢家》，在商场门口的玻璃柜里呆48小时，吃喝拉撒都在里边。那年郭麒麟7岁，看着节目里的爸爸笑的前仰后合。旁边坐的是他11岁的表舅，刚拜了自己的父亲为师，叫张云雷。节目没播几期，郭德纲连被当猴儿耍的机会也没有了，节目组辞退了他。那几年，郭德纲一直用徒弟们交的生活费，带着德云社艰难生存。2004年，北京台的主持人康大鹏，听到了德云社的相声，觉得特有意思，于是在他的节目《开心茶馆》里，播相声大会的录音。康大鹏的推荐，让德云社有了一定的知名度。2005，媒体开始关注到德云社。12月，《三联生活周刊》写了一篇《相声界的草根英雄——郭德纲访谈》。没几天，《南方人物周刊》也发表了报道《天上掉下个郭德纲》。那段时间，他频繁的出现在各种节目上。从凤凰卫视的《文化大观园》到央视的《艺术人生》，只要电视台请，他就去。2005年，在相声行当祖师爷“穷不怕”150周年诞辰上，郭德纲和张文顺说了一段《论相声50年之现状》。相声里提到，当初的传统相声有1000多段，可如今只剩下200段了。这也是当时相声界的真实写照——三大相声家族，“常家”“马家”“侯家”的声望早已不如从前。越来越多的新型媒体不断冲击着相声，社交平台上的段子那么多，谁还关注相声这种“老古董”。临到了儿，郭德纲说了一句，“我爱相声，我怕它完了”。
台下不少观众都哭了，很多相声行业的人也都感慨万千。但当时大多数观众的想法是——有郭德纲，相声怎么会亡呢？郭德纲，已经从相声草根英雄，变成了相声的继承者与传播者，甚至是拯救者。有他在，相声一定会更好的。当相声艺术处于困境之时，在亚洲的另一个受到中国文化深刻影响的国家，韩国，一种和京剧的“角儿制”相似的东西，诞生了。如今，中国演艺圈把它引进回中国，称为“练习生制度”。
今天我们很难说，韩国的练习生模式究竟有没有参考当年中国的京剧。但是从呈现的形态来说，确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韩国的经纪公司会定期在小学、中学选拔一些人，作为“练习生”培养。练习生一般要接受三到五年的训练，在大概15岁的时候会进行考试，选拔出其中的佼佼者作为艺人培养。而这五年里，练习生的吃住全部在公司，且要接受公司的一切行程安排。
但时间久了以后，练习生模式的最大劣势凸显出来——同质化太过于严重。
2005年末，日本制作人秋元康，决定给练习生模式，来点新东西。秋元康说出成立AKB48的想法后，遭到了大多数人的拒绝。别的偶像团队一般都是三五个人，AKB48，有“A”“K”“B”“4”“8”以及各种分队，加起来有300多人。别的偶像团队都是选成熟的练习生成团，而AKB都是选的素人，成团之后再练习。别的偶像团队都刻意营造与大众的距离感，而AKB48则要每天在剧场演出。AKB48的小姐姐有300多人，但几乎每个人的性格都不同。即使她们穿着一样的衣服，却也各有风格。AKB48专门推出了自己的综艺节目，每集都在讲成员的各种故事。在不停提升内容质量的同时，AKB48，变成了一场直播，而直播的内容，就是AKB48每个成员的人生。你能从她们的身上，看到人生的无限种可能——有人天生就是做偶像的苗子，有人拼尽全力，但仍被淘汰，有人一夜走红，也有人黯然离场。
她们不再是遥远的、摸不到的、屏幕上的虚拟信号，她们仿佛是你的朋友，你和她们一起哭，和她们一起笑，和她们一起出道，和她们一起离场。
AKB48的成员，由观众决定她们是否能够登台演出。并且，观众还能随时给AKB48提建议。
有观众给秋元康打电话，问为什么上周那个可爱的咖啡厅妹妹被淘汰了，秋元康就重新把咖啡厅的服务生召回队中。之前的偶像都只能在电视或者网络上看到，但AKB48，可以在剧场里近距离接触——无论她的人气有多高，也要参加剧场演出。并且，你能看到偶像的一切，她们的训练、日常，甚至是起床的画面。如今的许多偶像团体，发什么照片、做什么造型，都需要由粉丝投票，由粉丝决定。仅仅过去两个月，AKB48的剧场公演就开始满座。在此后，她们的每一次动作，都引发日本娱乐圈的大“地震”。2014年，日本单曲销量TOP20的榜单，AKB48占了13席。2015年，AKB48的影音产品销售额达到113亿日元，相当于每个日本人都为AKB48花了88日元。到这里为止，其实“练习生模式”究竟是不是来自“角儿制”，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角儿制”死了，而“练习生模式”，正当红。
相声还是那个半死不活的相声，郭德纲还是那个单打独斗的郭德纲。他需要接班人，需要一支和他并肩作战的队伍。兴许是日韩娱乐圈给了他一些启发，一个公司能源源不断的用“练习生模式”推出新人，推一个，火一个。我们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学来的，但总之，他学会了一件事——郭德纲突然意识到，“人设”的重要性。只有德云社的“练习生”们也火了，相声才能算得上“活”过来。为了提高徒弟们的知名度，他给德云社每个人，都立下了明确的人设——曹云金是相声界的吴彦祖，李菁是丐帮少帮主，于谦的三大爱好，抽烟喝酒烫头。除却这些，郭德纲经常在自己的专场，给徒弟们露脸的机会。一旦条件成熟，就给他们开专场。观众越来越多，郭德纲的徒弟也就越收越多。“云鹤九霄龙腾四海”，八科的弟子也在不断扩张。有人来，也就有人走。2010年，何云伟、李菁、曹云金的相继离开，给了正在高速发展的德云社当头一棒。最初的剧场，是不允许拍照的，不单是影响演出。流出的影像资料，也会冲击剧场本身的生意。但郭德纲却反其道而行，他在网络上开办了“相声公社”，主动上传自己的演出视频，免费提供给网民观看。很多人在连德云社在哪都不知道的时候，已经成为了德云社的忠实粉丝。但那段时间，有关郭德纲的负面消息不少，为了尽可能的不影响到德云社。郭德纲开始力捧岳云鹏。电影、春晚、个人专场，德云社的资源，全力向岳云鹏倾斜。而郭德纲的“造星”，很快便取得了成效——2015年，几乎所有国人都会哼上那么一句，“啊，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郭德纲没有让这种流量流失，很快，岳云鹏就登上了央视的户外真人秀《了不起的挑战》。而更多人知道岳云鹏，是因为东方卫视的《欢乐喜剧人》。所有人都记住了那个“卖萌耍贱”的“小岳岳”。面对这些质疑，郭德纲只说了一句，“元杂剧到今天不也没了，相声，没了就没了吧”。拯救者没做多久，郭德纲忽然又成为了相声的”守墓人“。德云社的演员们，开始越来越多出现在各种综艺节目上。一群年轻女孩，举着灯牌，拿着荧光棒，聚集在德云社剧场里。当台上唱到“太阳落下山，秋虫了闹声喧，日思夜想的……”时，她们会整齐的唱道：这首歌，叫做《探清水河》，“辫儿哥哥”，就是张云雷。打相声诞生那天起，就没有哪位相声演员，这么受欢迎；打德云社成立起，也没有听过这种看演出的方式。德云社九个大队，数百名演员，每一场演出，基本都这样。他们的粉丝也像其他艺人的粉丝一般，给他们投票打榜，活跃微博超话。与郭德纲“相声已死”言论行成鲜明对比的，是一票难求的德云社剧场。在他们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接触相声，开始了解更多的曲艺文化。2019年11月23日，张云雷被曝出用低俗语言不当“砸挂”京剧大师。这一事件，甚至引发了人民日报的讨论。2019年5月12日，有网友曝出张云雷在此前的表演中，用汶川地震做“砸挂”。和群情激奋的网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张云雷的粉丝”二奶奶们“。作为德云社的练习生，张云雷当然是合格的。他的太平歌词，是郭德纲一个字一个字教出的。他可能是现在全国，最会唱太平歌词的人。如果张云雷没火，这些东西甚至都有可能会失传。同时，他的三弦儿和京韵大鼓，都师承名师，算得上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作为一个相声传承者，张云雷显然是不合格的——现如今，没有一个相声人会用国难、前辈做不堪的砸挂。可作为相声的“独苗”，它似乎没能承载起“传承”的重担。想要传承，想要年轻人喜欢，就必须商业化，必须做出改变。于此同时，也就必然要丢掉一些东西。我想如今，再保守的人，也会理解适度的商业化是必须的。
从“脚色制”，到“角儿制”，再到“练习生模式”，它们的商业化浓度也许不同，但是底色其实是相同的：用更高效的手段，选拔和培养有艺术天分的人，并使他们获得充分的回报。重要的是在这种模式里，商业化和艺术进行了结合的尝试。在艺术这种天然对商业化有抵抗力的行业里，这种模式已经是目前为止最成功的、至少值得继续尝试的方式之一。
如果它无法再保持百年前的样子，那么用现代人喜闻乐见的方式活下去，也不错。
但他也可以做现代的谭鑫培，不但赚到钱，而且站着赚钱。赚钱，可以让相声活着；但站着赚钱，才能让相声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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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张文瑞，《100年前京城梨园的“饭圈”如何捧角儿？》，发表于澎湃新闻
余叔岩，《【文萃】早期京剧名角儿挑班演戏的规矩（角儿制）》，发表于搜狐网
栏目《人物》，20160428《角儿 谭鑫培》
叶春池，《女看秋元康，男看郭德纲》，发表于“娱乐硬糖”
东木褚，《历史进程中的郭德纲》，发表于微信公众号“蹦迪班长”
摩登中产，《德云社迷雾十年》，发表于微信公众号“摩登中产”
知乎精选，《一个300多人的偶像团队！AKB48为何这么火？》，发表于虎嗅网
电影《霸王别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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