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vid Bowie:摇滚乐最有趣的就是,你总是觉得它就快挺...

David Bowie:摇滚乐最有趣的就是,你总是觉得它就快挺...

豆瓣 欧美男星 2016-01-11 18:28:33 43



本文由豆友@董楠 授权发布


正如日记里写的,年前我经历了关于生死很大的震撼。所以知道David Bowie的死讯,好像反而也没那么伤心了……


我写过那么多和摇滚乐有关的文章,居然没有专门写过Bowie,自己也觉得很奇怪。大概是潜意识里觉得他还有不少年可活,还有很多专辑可以出。


就是翻译过他的一些 quotes,也没怎么整理过,放在这儿吧。


《旋律创作者》(Melody Maker)
1966/2/26


我想表演。我想出演不同角色。我觉得要想成为别人,需要费很大功夫,要付出一定努力。我也想去西藏,那是个奇妙的地方。我想看看那里的寺院,西藏的僧侣们一连几个星期呆在深山里,每隔三天才吃一次饭。据说他们已经活了好几百年……西方生活,也就是我们所过的生活是错误的。这是我音乐里坚定的信念。目前我创作的所有歌曲都围绕着伦敦。或者说生活在伦敦的人们,他们缺乏真实的生活,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


1966年,19岁的大卫·鲍依在英国崭露头角,他创作和表演音乐剧、设计时装、先后加入数个不同乐队,唱歌和写歌……《旋律创作者》(Melody Maker)说他“无疑很有才华,而且这才华无疑将在未来进一步施展。”年少青涩的鲍依以音乐剧创作者的身份初次对媒体展露自己的抱负和创作,带着几分狂妄,又颇有几分预言的意味。


《旋律创作者》
1969/11/10


我觉得很多光头党(skinhead)比嬉皮要好,嬉皮风尚实在太中产阶级,太势利眼了,所以光头党不喜欢他们。嬉皮不了解人们。他们不知道光头党世界里的事情……没有人想要光头党,学校不要他们,青年俱乐部不要他们,艺术工作室也不想了解他们……我仍然不觉得自己是个表演者,我觉得自己是个作家。我不想把唱歌当成全职工作。这张专辑受《2001太空漫游》影响很大,是萨尔瓦多·达利、《2001》和Bee Gees的结合,它只是一张让人们开心的专辑。


1969年,鲍依谈60年代末走向没落的嬉皮风潮和刚刚兴起,将在未来影响深远的skinhead风潮,以及自己的第二张专辑,突破性的《奇异空间》(Space Oddity),显示出他对文化潮流的判断力和音乐品味,奇异人格的探索所之旅正在缓慢开始。


《唱片》(Disco)
1969/11/10


如果鲍勃·迪伦出生在英国,也会做这样一张专辑。


鲍依评价为他带来突破的《奇异空间》,《唱片》形容他是“鲍勃·迪伦、多诺万(Donovan)与90%纯鲍依的混合体。”


我拥有快乐的童年。我很孤独,但从未体会过贫穷和饥饿。我看到周围的穷人,还有那些穿不起鞋的孩子们,我希望他们拥有更好的东西。我是个天生的理想主义者,我经常忧心忡忡,总是不假思索就行动,但我相信只有三件事值得一说:爱、恨与沟通。其实只有说还不够,要去行动。


年轻的鲍依谈自己身上的“理想主义倾向”。


《新音乐快报》(NME)
1969/11/15


我很少写情歌,因为我和女孩在一起没有什么创痛的回忆。我觉得自己性格相当稳定,我跟聪明女孩在一起没有发生过什么不好的经历。如果一个女孩不聪明,我就对她没兴趣了……这个行业让人保持年轻的心态,但我却觉得自己的体力已经接近中年。我经常遗憾没能拥有一个正常的少年生活。从16岁开始我就没和同伴们好好踢过球,也没能和同龄的女孩子好好聊过。现在认识一个女孩,我得去分辨她是真的喜欢我,还是被我的名气吸引。这问题还真挺棘手的。


谈女人。


《旋律创作者》
1971/4/17


我曾陷入沮丧的深渊,这是两年前的事,我仍然没有忘怀。因为那是一个重要的阶段,我仍然没有走出来!这段时期帮助我成为歌曲创作者……这非常奇怪,我的父亲去世了,一星期后,我有了一张金曲专辑。两件事同时发生,就像一出哑剧,一出悲喜剧。从那以后,我的生活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我又重新开始写作……但我现在已经很快乐。我很满足,我对待事物前所未有的乐观。我的创作是精神分裂的,但同时也很简单。


谈父亲去世后的心情。


几星期前我去美国推广新专辑,在德克萨斯州,我穿了一条裙子。有个男人掏出枪来指着我,说我是同性恋。但我觉得那条裙子真的很漂亮。


71年鲍依已经开始易装,德州是美国民风最为保守的地区之一。


《旋律创作者》
1972/1/22


我知道,当我到达顶峰的时候也就是我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这将会非常剧烈。


鲍依曾说自己的音乐领先时代10年,但1972年,他认识到自己会成为非常流行的现象级人物。与此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随之而来的一切。


我是同性恋,我一直都是。


啊,你得了解,这不是女人的衣服,这是男人的裙子……重要的是,这样我就不用易装了。我想等这段风尚过去之后还保持现在的样子。我想我只是个喜剧人物。我穿衣服总是按照自己的风格。我自己设计服装,这些都是我自己设计的。我不喜欢在商店卖的衣服。而且我也不是总是穿裙子。我每天都在变。我并不是反复无常,我只是在做大卫·鲍依。


被问到为什么穿女装,谈穿裙子和时尚。


如果我看到一颗星星是红色的,我不会试着去说它为什么是红色的。我不会问很多问题;我只是把事物联系起来。我在其他人的创作中看到自己的答案。而我自己的作品有点像和精神分析师交谈。我的表演就像是(心理医生的)沙发。


谈歌词创作。


《旋律创作者》
1972/7/22


(在演出中)制造戏剧性效果不一定要有道具。我们的演出里从来没有道具。如果我们想搞戏剧性效果,那就是通过我们自身传递出来,而不是通过布景和舞台。就像演奏乐器一样,戏剧表演效果也是一种需要学习的东西。在今后几年里,许多乐队都会在舞台上尝试戏剧性表演,带来喜剧和闹剧,但他们并不掌握技巧。我是专业演员,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舞台表演上,当我在舞台上时,我带给观众的比我在台下带给任何人的东西都要多。我非常努力。我曾经在哑剧剧团里工作,也有其他戏剧表演经验。(表演时)你必须明白自己在干什么,并且去学习,就像学乐器一样……只有少数几个乐队掌握了表演技巧。(比如)伊基·波普就是天生的演员。有趣的是,他并不符合任何戏剧的标准、规则和结构。这就是他自己的东西,是他与生俱来的底特律戏剧性,完全来自街头……我希望自己成为道具,成为歌曲的道具。我想成为我的歌曲的容器。我想为歌曲添上必要的视觉效果,就像为质材染上颜色一样。


谈舞台表演。这一年鲍依推出了Ziggy Stardust这个人格,不断精益求精的造型和舞台表演一直是他的追求。对他来说和音乐同等重要。


假如你对三个人说同一句话,他们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理解。我觉得如果我的歌词给人超现实的感觉,那是因为它的目的本来就是如此。它们希望人们能有不同的理解。我自己写的东西,我自己其实有一半都不理解。在一个新环境,或者其它什么新感觉之下重新看自己刚刚写完的歌词,都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理解。好多人,特别是美国人,都喜欢跑来告诉我,我的歌里有什么涵义。


鲍依谈自己歌曲中的含糊性。这一年的新专辑The Rise and Fall of Ziggy Stardust and the Spiders from Mars中有大量太空题材的歌曲,歌词涵义隐晦模糊,引发歌迷无数遐想。


《旋律创作者》
1973/5/12


Ziggy,这个可爱的生灵,我爱他。我觉得自己有点像弗兰肯斯坦博士。尽管Ziggy和大卫·鲍依关系密切,但他们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我到底创造了什么东西?……


我就是我自己,我必须承载由我肇始的东西。其他就没什么好做的了。我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还对一些事物产生幻觉……我从来都认为艺术家不应该什么东西都没做出来就先大肆炒作。但我们确实炒作了。我不喜欢这样。不过,当我看到我们的专辑卖出去,我觉得这个阶段应该结束了。至少我们做出了能够用来炒作的东西……但在一开始,整个炒作这回事就像怪兽一样让人无法忍耐。它深深伤害了我。我得忍耐一大堆垃圾。我从来没想到Ziggy会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受关注的人物。我从没想到一切发展到如此难以置信的地步。


这一年鲍依推出了最成功的专辑之一《Aladdin Sane》,但他对盛名和人们无休止的谈论Ziggy已经十分厌倦,不久后,他在演唱会上宣布,Ziggy死了。


《旋律创作者》
2010.7


我吸毒并不是为了享乐,我从中得不到多少乐趣。我没法彻底从中得到乐趣然后去夜店之类的;大多数时间是这样。我其实是为了工作。我得好几天连续工作,不能睡觉。这一点也不快乐,倒像是欣快症。我快把自己逼疯了。


谈70年代的吸毒。


《旋律创作者》
1976/3/13


他们都是好乐手……乐队在整个巡演期间都跟着我,但巡演结束我就不需要他们了。自从“蜘蛛”之后我就不再保留乐队了,太花钱,而且还会出一大堆我不想要的问题。


Diamond Dogs巡演期间谈为何不保留常设乐队。


我对于自己正在成为“摇滚野心家”感到失望,但我不想把这同我对摇滚乐最初的激情混为一谈。在摇滚乐里,艺术家很快就会成为典范,一旦成为典范,他就得有很强的目的性。我认为一个艺术家不可能同时说出关于摇滚乐的两件新鲜事。每个艺术家总有一件事可说,而摇滚乐是这样一种短暂易逝的文化,一旦他说出口,这件事就变成一个停滞在那儿的问题了。如果你努力想说出什么新鲜的东西,就会被人阐释,成为另一种停滞的方式。现在他们对(鲍勃·)迪伦做的就是这种事;可怜的(布鲁斯·)斯普林斯汀,他刚起步别人就开始这么阐释他;不管帕蒂·史密斯能不能达到那样的成就,他们已经开始在那样阐释她了。到了一个特定的阶段,这一切就不那么有趣了……如果你想对文化、政治、音乐或者什么东西做出贡献,那就要使用你的人格,而不仅仅是音乐。最好的办法就是变化,随时随地都制造一点小区别。


1976年,鲍依推出了自己在Ziggy“死”后的新形象:“Thin White Duke”,这里是谈他对“变化”的追求。


我觉得人们会把演出当做一种诚实的呈现,所以才会产生强烈的移情作用。在最初几分钟,他们被自己所看到的东西所震惊,无法理解这一切;当高潮爆发时他们才会明白。这并不诚实,但我当不了那种一切直白,提供娱乐的艺人。我所做的就是为舞台创造一个人格。我从来就不是摇滚歌手。作为摇滚歌手,我显得很笨拙,但我确实非常喜欢塑造一个角色,呈表现一种冰冷无情的感情。我向观众呈现的人格可能是我各种经历和感受的夸张。也许是我性格中的几个方面。


所谓的“叛逆者”会受欢迎并不是因为他们叛逆,而是因为他们超越了平凡的人。我觉得来看摇滚乐演唱会的人们是想得到一些信息,而艺术家是能向他们提供这些信息的人。我不知道这信息是什么,但我知道它肯定跟生存有关,生存的本能超越了音乐、语言乃至其他的一切种种。


不少人给我提供各种引言。他们建议我说各种东西,然后我就说了,因为我其实根本没那么时髦。我把这些东西说出来,好让人们方便给我分类。人们爱把歌曲解剖开来,说我的歌受了这个人那个人影响,但我也不知道自己受没受影响。我只知道喝杯啤酒好好享受一下。


最搞笑的是,我其实从没听过Lou Reed的音乐,直到有人说我的东西受他影响。所以我去听了他的歌,我开始告诉自己,我的音乐受了Lou Reed影响。这似乎是很明显的,然后我就开始对Lou 感兴趣了。Iggy的事也一样。直到有人来告诉我,我的音乐有点底特律风格,我才发现Iggy Pop和Stooges乐队。我觉得 “这名字真棒”,但我从没听过他们的东西。我开始告诉所有人我很喜欢他们。后来我见到了Iggy,但是过了好几个月以后我才听到他写的东西。


鲍依与Lou Reed 和Iggy Pop这两位著名友人,合作伙伴和绯闻对象交恶之后真假难辨的自白。


《旋律创作者》
1977/10/29


我的志向从来不在摇滚乐,这不是什么秘密。老实说,我当年只是一个二流画家,想找个新的媒介干干。摇滚乐是很好的工具。但是你总会在“当摇滚明星”的诱惑与 “当艺术家”的感情牵绊之间摇摆。而我又生活在这个疯狂污秽的摇滚圈正中心。摇滚圈就跟马戏团没两样……但我现在又恢复了健康快乐,这么多年以来,我第一次从工作过程中享受乐趣,这比工作更重要……我更关心自己的作品在个人化的层面上被人接受。我觉得自己不再只是个流水线上的产品,总有上万人对着我的一举一动大惊小怪,我觉得自己不再是他们的支柱。


经历了柏林之旅,1977年成为鲍依走出低谷的一年,不再像Ziggy死后那样幻灭和迷惑,并推出了Low 和Heros这两张极其成功的专辑。


我一直都在突破摇滚乐的边界,这有时候只是任性,有时候是傲慢,有时候完全是不知不觉的。但我不可避免地要一直前进


人们其实应付不了世界变化的速度。一切都太快了,自从工业革命时代起,世界就像是一个上升的螺旋,人们拼命想要攀附上去,现在所有人都开始往下掉。事情还会变得更糟。确实没有多少希望,但是我还没有放弃。我想我还有一些斗志。我不是个勇敢的人,我觉得世界是个大笑话,非常糟糕的笑话。但总有乐观主义的一席之地。就算只是去写下和思考这个问题,也是一种斗争。但尽管如此,我还是忍不住想世界快完蛋了。


鲍依谈Heros中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交织的情绪。


《旋律创作者》
1978/2/18


比起以往,人们已经可以轻松地理解这种事(双性恋),我对此有两个看法。第一,我觉得这是一个好论点;可以挑衅他人。但另一方面,这在很长时期内对我词曲创作者的身份都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


我不知道自己的东西有没有那么未来主义,我从不觉得自己算是个未来主义者。我总觉得自己是那种当代性的人物。摇滚乐总是比其他艺术落后10年;它到处捡剩下的边边角角。我也只不过是捡了(威廉·)巴勒斯多年前在文学领域里的东西,再来用到我的作品里。等我用上的时候,这种形式在文学里已经死去了,这种文学风潮已经结束好久了。现在发生在摇滚乐里的事情刚刚触及达达主义。所以与其把我称为未来主义者,不如把我称为当代现象,我也需要这样。


“人类精神中有没有荒谬的成分?”(笑),是的,我觉得“荒谬”在我所有专辑中占了很大成分,还有那些发生在错误的地点与正确的时间的错误成分的组合。


被问到自己所有的专辑有没有共同的主题。


我总是小心翼翼,不去给自己下定义,或者对任何事产生固有成见,因为这无异于束缚自己。


现在音乐对于我来说已经不是表达一代人看法的工具了。事情已经改变了,这一点非常重要。我年轻时是在为特定的一代人,也就是我这一代人写歌。现在我对音乐的兴趣拓宽了,不再想为某一代人做出什么宣言,而是说出某个特定的人在某个特定的环境下的情绪。它不再关乎年龄,而是关于地点,关于地点对任何年龄产生的作用。所以这是任何年龄的人都能听的音乐,不再限定于某代人……不过我们确实是在经历特殊的时代,我想后人看待70年代,会像我们看待20年代那样,觉得这段时期有种混乱的魅力。


《新音乐快报》
1980/9/13


我仍然认为,音乐本身传递自己的信息,我是指在乐器层面上。并不需要歌词,因为音乐会暗示自身的信息;十分鲜明。如果不是这样,那古典音乐就不会这么成功了,因为它确实暗示和传达了语言无法传递的特定观点与态度。所以人们不好好听我的唱片才会让我很生气,因为没有音乐,歌词就什么也不是,这在流行音乐中是十分重要的。人们只关注歌词,这让我非常愤怒,因为这意味着对他们来说,音乐本身没有传递信息,也就等于抹杀了古典音乐几百年来的价值。太可笑了。


我愈来愈觉得,那些建议其实是给我自己的;我经常在脑海里自问自答。我真的不觉得自己可以给任何人提出任何建议。这么复杂的事应该由Alfred E Neuman来做(Mad杂志的封面艺术家和幽默大师)。我可干不了。


被问到是否愿意给年轻人提建议。


(我创造了)那种观念,认为一个人可以不仅仅局限于单一道德与价值的既定框框里,你可以探索其他领域与其他感知的道路,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都使用它们。我想我一直都在试着这么做。我觉得自己做得相当成功,至少是在理论上……如果我真的有什么贡献,那就是一种巨大的不确定感,不管是变得更好还是更坏。


怎样评价自己的成就?


为什么人们仍然对我感兴趣?这问题应该由你们(媒体)来回答,我从来不去想这个问题。我更愿意去想,我自己是不是还对自己感兴趣,是不是还能感受事物,和事物发生共鸣,是不是还有能力去理解自己在这个社会上所占据的小小位置。我是不是还能用音乐表达自己的疑问……我只是表达自己对事物的感受,以及那些含糊暧昧的想法,关乎我身处的位置与所做的事情。


《新音乐快报》
1983/2/18


我从来没想过这种可能性,但过去四五年里,给我的生命带来最多欢乐与希望的是我的儿子。当他长到九岁、十岁、十一二岁,开始问那些好奇的,根本没有答案的问题时,为了回答他,我必须思考生命的重要性,以及生命对于他的重要性。生命对于他来说愈来愈重要,对我来说也是愈来愈重要;我们共同的未来比什么都重要。养育儿女对一个男人的影响可真不小……不管我将来会做什么,儿子都会对我的生活产生积极和强烈的影响。我觉得自己应该为某种以利他为目标的事业做点贡献。


人到中年的鲍依谈儿子在人生中的重要性。


《新音乐快报》
1984/9/29


我非常相信直觉,我总是觉得自己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但我慢慢才开始意识到,自己有一半的时间里对自己在做什么一无所知。我做的东西大部分都是依赖直觉做出来的,完全是关于特定时刻我的身体和精神状态,我用了比别人艰苦得多的努力去分析和解释它们。这就是艺术家的疆域:要带着他所做的一切,沉默地潜入海底,然后不仅是靠直觉,而是靠方法与理论去完成工作。


成熟期后谈创作。


慈善工作很有意义。我觉得应该去做一些安静,低调的事,而不是写一些非常高调的歌。因为我害怕一切使用流行音乐里的口号创作的音乐,它们的政治意义和社会宣言要不了几天就过时了。它们太快就被印在T恤衫上。我常常很喜欢,很佩服这种感情,但我不觉得自己也在这个领域里。我从来不能确定它到底有什么真正切实的好处,但我知道假如我去做某种慈善事业的话,肯定会有切实的成绩可以看见。


摇滚乐最有趣的就是,你总是觉得它就快挺不下去了。然后你发现它又……我今年37岁,快要38了,我发现自己在想:“我还在搞这个!”所以你总在不断精益求精。摇滚乐这个动物在不断迅速、凶猛地改变着自己,你不能提前计划。我完全没有概念。


对摇滚乐的观念有了很大变化。


《新音乐快报》
1997/1/2


我理解,从某种神话的意义上我应该这样(像许多传奇摇滚明星那样年轻早逝)。但我个人不会选择这条道路!哈哈!不,我发现自己做的很多事让人不舒服,以错误的方式刺激了别人,但我不知道有什么别的做事方法。这就是我。我总是把自己弄得像个白痴,但我也总是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是好的。不幸的是,为了做出好的东西,你就得经历那个白痴的阶段。你得犯错误,然后超越它。你要对自己说:“我肯定会犯很多错误,但我知道只要我继续前进,肯定会有令人兴奋的事情发生,然后我就抓住它不放——我不在乎别人怎么想,我就要穿这些裤子”。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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