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我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留校任教，教研室安排我在俞伟超先生的指导下进行教学和研究。在我的学术道路上，俞先生是最为重要的引路人，他对我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最初，俞先生给我制订了研究计划，让我研究两周时期的青铜器，从类型学方面研究各区域青铜器的发展谱系，让我先从研究铜壶入手。我用了近两年的时间将两周时期铜壶资料全部绘图建立卡片，并于1979年写出了初稿。俞先生看后说，我的写法不对，因我是先分了几个区，再分区研究各区的铜壶发展脉络与特点。俞先生说，应当先将铜壶分型分式，首先从形态上梳理发展脉络，再根据各型各式来分析各区域铜壶的异同及特点，并让我将稿子先放一放，将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方法理解透了再修改。他就让我看苏秉琦先生有关类型学方面的文章，特别推荐看苏秉琦先生有关宝鸡斗鸡台出土瓦鬲研究的文章和《洛阳中州路（西工段）》报告。这一时期，俞先生正在编苏秉琦先生的论文集，并为此专门写了一篇题为《探索与追求》的文章，回顾了苏秉琦先生对创建中国考古学科的贡献，总结了中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形成过程，归纳了在世界考古学发展中“中国考古学派”的特点。可以说，这是对中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第一次梳理、总结和提高。初稿写成后，俞先生把我叫到他家让我看，并且说他是流着热泪写成的。在我认真拜读文章的同时，俞先生边用手帕擦着行行热泪，边激动地叙说苏秉琦先生对创建中国考古学科的贡献，我也特别为之感动。

1979年下半年，俞先生和我带学生到湖北当阳季家湖发掘和整理赵家湖楚墓，在俞先生指导下，我们将赵家湖楚墓按规格分为甲、乙、丙、丁四大类（丁类是无随葬品的空墓），每一类又根据不同的组合分为若干小类，每一小类又按器物形制进行分组。我在编写这批墓的分期时，就是按照俞先生的分类别、分型式的方法进行分期的，最后分析了各类别的变化规律及所反映的社会等级变化等。俞先生在《当阳赵家湖楚墓》序言中指出，这种先分类再分期的方法，“提供了一个分析社会关系变化的新基础，从而可把形态学的研究从仅仅解决年代分期问题的程度上升到研究社会关系的高度。这是从赵家湖楚墓资料整理工作中抽象出来的一些有关类型学理论的新认识”。在整理赵家湖楚墓资料的过程中，我从实际中又逐渐理解和加深了对考古类型学理论与方法的认识，并写了一篇题为《东周楚式鼎形态分析》的文章。俞先生看了这篇文章后高兴地说，这才是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写完《东周楚式鼎形态分析》一文后，我对铜壶稿子的修改就心里有底了。1984年，我按类型学的方法又对铜壶稿子进行了大修改，题目《两周时期铜壶的形态学研究》也是俞先生给敲定的，收入俞先生主编的《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这部书的前一部分是俞先生讲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方法，后面我们几位学生的论文则是实践。可以看出，我对考古类型学理论的学习、理解和实践，均是在俞先生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

在研究铜壶形态学问题时，受俞先生、高明先生写的《周代用鼎制度研究》一文启发，我对铜壶的使用礼制也产生了兴趣，所以在初稿的末尾谈了铜壶的使用礼制。俞先生看后，认为深度不够，建议我去掉这一部分，并说：“谈礼制就要先仔细阅读‘三礼’，这是重要的文献基础。”俞先生把他收藏的胡培翚著《仪礼正义》拿给我，让我先认真仔细地读这部书，并说，读《仪礼》不读“郑注”不得其解，不读“胡注”不得确解，可见这部书的重要。后来俞先生又推荐让我看张惠言的《仪礼图》和凌廷堪的《礼经释例》。《仪礼》讲各种礼仪活动时，都要讲时间、地点、位置，讲一些礼器、物件放置的位置以及人们行礼时所走动的路线和动作等，为了更明确这些活动，宋代杨复撰《仪礼图》十七卷，清代张惠言也著《仪礼图》六卷。他们是按照《仪礼》各篇仪节的演进，每一重要仪节皆绘一图，每图皆详示其宫室建制、礼器和人物的位置，以及行礼过程中人与物所处方位的变化等，使难懂的礼文，视其图即可一目了然。《礼经释例》也是清代研究《仪礼》的一部名著，把《仪礼》中的礼例分为246例，总结出一定的规律，对读《仪礼》有触类旁通之效，可以说是了解《仪礼》的一把钥匙。

1988年，高明先生请了中华书局的王文锦先生来北大讲《仪礼》，高先生跟我说，王先生对“三礼”很有研究，让我也去听听，有好处。我听王先生讲了两个学期的《仪礼》，收获特别大。我结合王先生的讲解，参照《仪礼图》等书将《仪礼》进行了通读，特别是对《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等篇反复仔细阅读，了解了举行士丧礼的全过程，这是我对考古学礼制文化进行研究的基础。

后来，我在整理赵家湖楚墓资料时，发现“棺束”有不同的等级，并且从春秋至战国“棺束”的等级也有变化，其使用制度明显与礼书上的记载有所不同，我便写了一篇《浅谈楚墓中的棺束》，对楚墓中“棺束”的使用制度进行了较翔实的论述，这是我第一篇用考古资料研究礼制的文章。我在给学生讲秦汉考古时，发现西汉诸侯王墓中多数殉葬三辆实用真车马，过去的报道多称此三辆车为“王青盖车”“安车”“戎车”“猎车”或“轺车”等，这只能说是车的名称，关键是为什么都是用三辆车，这肯定是有一定制度的。我就请教俞先生，俞先生说，还是要从丧葬制度上来考虑。俞先生的指点使我马上想到了《仪礼》所记载的丧葬用车制度。《仪礼》记载，在先秦的丧葬礼制中，要配备乘、道、稾三辆车载死者魂衣送葬，用于整个丧葬过程中，郑玄明确解释此三车即相当于汉代的魂车。这样，我就写了《西汉诸侯王墓车马殉葬制度探讨》一文，并请俞先生帮我看看。俞先生看后说，写得很好，商周秦汉时期的一些考古现象，有许多都可以用礼制来解释，因这一时期，尤其是商周时期本来就是一种礼制性的社会，必然要反映到考古上来，说我研究的思路是对的。在文章发表之前，还请邹衡先生、高明先生看过，他们都给予充分肯定，使我更加坚信了自己的观点。文章发表后，多数学者是认同的。后来我又写了《楚器使用礼制考》《楚国丧葬礼仪制度论述》《楚“镇墓兽”为“祖重”解》等论文，重点研究了楚国的丧葬礼制。此后又对商周至秦汉时期的丧葬礼制进行了研究，发表了《商周礼制及其在考古学中的反映》《殷周时期殉葬与祭祖仪式的变迁》《试论先秦两汉丧葬礼俗的演变》《试论商周至秦汉时期庙祭与墓祭的变化》《试论周代棺椁构筑程序及相关葬仪》《西汉“黄肠题凑”葬制再研究》《释“便椁”、“便房”与“便殿”》《论西汉时期的祭奠之礼》《秦汉帝陵陵寝制度探讨》等论文。这些文章的撰写，都得益于我对“三礼”等文献的研读。回想起来，特别感激俞先生帮助我打下的文献基础。

在俞先生给本科生讲授战国秦汉考古时，我作为助教都要跟随听讲，全面学习俞先生的讲课内容和讲授方法。1981年，俞先生决定对1973年编写的《战国秦汉考古（上）》进行修订重印，让我修改楚国考古部分。此后，俞先生为本科生讲课时，开始让我讲部分内容。1985年，俞先生调往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宿白先生邀请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诸多先生来讲本科生课程，由于这些先生均是讲自己研究最深最精的内容，实际属于专题课，没有体现本科生课程的基础性和系统性。但是，这些先生精深的讲课内容，却对我的教学和研究有非常大的裨益。这些先生讲了两年后，宿白先生便让我和赵化成老师为本科生讲课，同时将《战国秦汉考古》改成《秦汉考古》，战国考古归为夏商周课程内容。此后，我还给本科生、研究生讲授楚文化研究、古代文献、古代货币、“三礼”研读、考古学礼制文化研究等课程。

《礼记·学记》云：“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在授课的过程中，学生们会提出一些问题，我自己也会发现一些问题，然后去思考，去探索，去研究，撰写论文发表自己的浅见，从而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正可谓教学相长也。拙著就是在此基础上撰写的，更侧重于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故名《秦汉考古研究》。

回顾我的学术发展历程，除俞先生的指引外，宿白先生、邹衡先生、高明先生、严文明先生、李伯谦先生等对我也是从各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每想至此，都涌现出对诸位先生的由衷感激之情，发自内心地感谢他们！

高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