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台男星 姜文拿奖、梁朝伟成影帝……那是我们最骄傲的日子!
影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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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长一串的片单里,大家下意识地去找寻华语片的踪迹。《七人乐队》由洪金宝、许鞍华、谭家明、袁和平、杜琪峰、林岭东、徐克7位香港导演共同执导。该片原名《八部半》,之前计划吴宇森导演也会参与,最后他因为身体原因退出,影片也因此改名了。林岭东执导的片段,是他已在生前完成的作品。
焦雄屏(电影学者)碰到了男主姜文,问他:“哪个合作过的导演你最喜欢?”“如果我来做导演,我想成为姜文那样的,我觉得写小说也好,拍电影也好,必须独特。我没想到他会把《阳光灿烂的日子》拍成那样。”《时代》周刊将它排进当年世界十大佳片首位,还让17岁的夏雨成了威尼斯电影节历史上最年轻的影帝。张艺谋就曾评价过姜文:“他就是个要当司令官的人,不会当底下的兵。心气那么高,又那么有能力,你要让他不拍电影都不可能。”陈胜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刘邦的“大丈夫当如是也”,项羽的“彼可取而代之也”。他做了别人不敢做的事,自然也担了一般人难以承载的压力。为了躲避“剪刀手”,电影变得晦涩难懂了些,魔幻现实叙事看的人一头雾水的懵。但一如既往的姜文式豪情还在,电影像积压许久的一声叫喊,带有野性,带有生命力。2010年的《让子弹飞》让姜文“站着把钱给挣了”。拿了好票房,也赚了好口碑,既顾全了面子,也照顾了里子。后来的《一步之遥》和《邪不压正》用更张狂的方式戏谑。与其说,姜文拍了雨里雾里的烂片,不如说他是真任性。从《太阳照常升起》开始,姜文拍的就不是一般电影,拍的都是他的梦。看着电影里飞檐走壁的李天然,他想起了《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在屋顶徘徊的马小军。“少要持重老要狂。少不持重,容易变成小流氓,老了要不狂妄,那就容易是一个老朽。”该狂还是要狂,参加《圆桌派》,一句“什么叫预算”噎的窦文涛接不上话。“拍电影就是请观众吃饭,顾虑这,顾虑那,没劲了。如果你有心请大家吃饭,这菜多贵也就点了。”《太阳照常升起》里的鹅卵石、红土……用卡车从千里外拉过来。为了达到《一步之遥》金色沙滩的温暖视觉,愣是将几卡车玉米磨碎铺了满地。为了还原《邪不压正》老北平的屋顶,跑去云南建了4万平房子……
《十三邀》里,张艺谋被许知远问到是不是天才型导演。在他眼里诺兰,斯皮尔伯格,卡梅隆,姜文,王家卫才是。发出了同姜文相似的感叹:原来,电影可以这样拍,那我也可以。执导的第一部作品《旺角卡门》因为题材沾了黑帮警匪的光,成绩不错。第二部《阿飞正传》王家卫玩飞了,只有象征性的枪戏,其他都是主人公的孤独絮语。王晶就曾拿王家卫开玩笑:“王家卫不但饿死剪辑师,更会饿死老板。”
跟他拍过戏的演员,也无法适应王家卫的拖沓、不按常理出牌的风格。
纵然和王家卫合作痛苦,但他依旧是演员们争相恐后合作首选导演。张国荣,张曼玉,梁朝伟,张学友……这些名角儿可是他捧出来的。王家卫导戏,只点了她一句:如果想表现悲伤,就需要先忍住,不能直接哭出来。张曼玉说 “从那以后我知道,明星只是一时,演员却是永远。”《旺角卡门》为她带来了人生中第一个金像奖影后提名。《人在纽约》《滚滚红尘》《新龙门客栈》再到耗尽心力的《阮玲玉》。“香港的好导演几乎都合作过了,好的角色几乎都演过了,我需要停下来。”“我们两人演对手戏,就像打乒乓球一样。这个默契,跟排戏排出来的不一样。”张曼玉和梁朝伟靠着眼神演戏就把繁华中生出的悲凉演的摄人心魄。
即便是如此有违伦理的爱情,《花样年华》没有一丝污浊感,反而纯情而缱绻。放到现在,大抵会被喷上热搜,然后评论区人口一个“渣男渣女”吧。《东邪西毒》在漫天黄沙里醉生梦死,警察编号663和编号223在《重庆森林》里迷失……
人物也没有了悄无声息的反叛,而是多了些历史思绪的延展。王家卫作为香港第二批新浪潮中最具影响力的的导演,作品虽多是些情情爱爱。
那些或大或小的历史事件都会嵌套进电影中,将时代背景碾碎,融到气氛中。就如《一代宗师》里宫二和叶问的相知相惜,却无法走到一起。只因一个沉浸在旧时代,不甘心顺应,一个不断改变,在改变中接受。
林青霞去了现场,再看一遍,不觉得矫揉造作,只觉得震惊:“我现在看懂了,不知道是不是王家卫的思想领先了我们整整十四年?”可杨德昌看中了毫无经验的杜可风,力排众议让他掌镜。主演“七十年代台湾第一美女”胡茵梦,回忆自己过去的电影都觉得好笑,但唯有《海滩的一天》觉得是佳作。毕竟,那时的台湾电影要不流行琼瑶式情爱,要不流行暴力武打戏。这份特立独行在1982年就开始了,杨德昌与陶德晨、柯一正,张毅等人合作执导了《光阴的故事》(号称“台湾新浪潮电影”开山之作)。电影上映后,几位著名的影评人给导演的功力排了个序。《光阴的故事》之后,杨德昌的家成了一个小型的文化中心。一帮人看录像带,一边看一边讨论,讨论电影,讨论人生,讨论华语电影的现况。后来,杨德昌拍《海滩的一天》的时候,侯孝贤赶巧拍《风柜来的人》。俩人挤在一间剪接室,剪辑师剪对方作品的时候,他们就蹲在旁边看。一来二往,成了朋友,侯孝贤也加入了杨德昌的“帮派”。众人起草的宣言抨击商业电影独大,罔顾艺术电影的生存空间。赖声川(剧作家)说,那时候台湾电影界其实是畏惧杨德昌等人的,因为他们是威胁,是对守旧派的威胁。暴脾气的杨德昌气愤难抑,他眼看着理想在堕落,年轻人被金钱操纵着。1991年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让杨德昌终于发泄出来了。就如姜文看到《动物生猛》就想起了小时候巷子胡同的故事一般。“茅武杀人案”让杨德昌想起了“白色恐怖”的那段日子。
相较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暗涌凶猛,《一一》反而多了些温柔。杨德昌镜头下简家三代人日常生活,像一张复杂的网笼在了人们心上。
不似《牯岭街》里小四的世界崩塌,杨德昌守护住了《一一》中的洋洋。虽然没了凌厉的血光,但这个孩子的心,早因为这个不纯粹的世界老了。彼时,台湾渐渐没了“亚洲四小龙”的风光,经济不断下滑,失业率上升。“还要拍出一部好看的电影,电影业就不会完,电影业再蓬勃,拍出不好看的电影,一样完蛋。”电影入围国际电影节,杨德昌负债一百多万,请工作人员去国外走红毯。他要让大家明白:做电影是一件很光荣、很有尊严的事。那时的他已经体力不支,但他还是想做点什么,留下点什么。这次,他想做一部动画电影,做自己喜欢的事,为自己圆梦。部部作品能够经得起时代考验的杨德昌,却正在被时代遗忘。得知杨德昌去世的消息时,关锦鹏(导演)和几个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在喝啤酒聊电影。杨德昌墓志铭:“Dream of love and hope shall never die”(爱与希望的梦永不磨灭)《海角七号》《艋舺》《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部部票房创新高。过了几年,杨德昌的老搭档侯孝贤出了部《刺客聂隐娘》,上映没多久悄无声息地就下映了。所有人心知肚明,那个东方好莱坞再也出不了下一个吴宇森、下一个周星驰、下一个王家卫……与此同时,文艺片开始被污名化,贴上了小众、装X、冷门的标签。三人创造顶峰辉煌后,就此再无交集,只留后人总是默默感伤。《空前绝后 独一无二:杨德昌的价值与遗产》,2007,时光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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