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起健身，杨坤兴致勃勃；聊起音乐，他反倒兴味索然：“（音乐行业）已经做到头了，看到天花板了，不会说因为再创作几首好的歌，你还会上升到什么程度。”而他曾经是凭一首歌就冲上行业金字塔顶端的人。

而如今，杨坤并不是经常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私生饭”事件恰好发生在上一张专辑《孤独颂》发行前夕，按照行业规则，本可大做文章造势，可他动都没动那个心思。

“你对这张专辑的成绩有什么期待？在钱方面、人气方面？”我们问。

“我早就不在乎了。”他毫不迟疑——甚至也毫不失落，令人相信，他真的是不在乎了。

那个为了出人生第一张专辑奔走了5年、住过地下室也睡过桥洞的杨坤，已经是遥远的过去式。如今，他的新工作室坐落在北京东四环外面积广阔的创意产业园内，园区整洁、安静、树木茂盛。

杨坤一边招呼我们吃喝，一边讲述他对工作室的规划：二层办公区不必细说；一层差不多100平的空间将按自己喜欢的工业风装修成餐吧兼酒吧，不对外营业，只是“有个地方能让朋友们多聚聚”；还有个差不多100平的房间将成为健身房，也不对外营业，属于员工福利。

但“过去”如影随形。在《孤独颂》同名主打歌里，他用沙哑的声音唱着“忍住寂寞就是英雄”，与20年前的“无所谓”一样隐忍、深情、苦。“说实话，我都不愿意听那种苦大仇深的歌了，太老了，太土了，跟这个社会没关系了已经。”杨坤毫不留情地自我抨击。

可一如对当下衰落的音乐产业既不放弃也无重振的野心，他对这样的自己也全盘接受：“我也想写点‘洋’的，身上穿着亮片衣服，跳点拉丁什么的，可咱不是从那个世界过来的——你听听我们那个年代的歌手，哪个不是苦过来的？所以表达的东西就是苦的。”

“环境造就人嘛。”他总结。

“很悲伤的”。

当年最流行的人设是他不愿再提的苦大仇深

对于“苦日子”在自己身上刻下的印记，杨坤有着充分的认知。第一年在《中国好声音》当评委，他反复向媒体“安利”自己的得意门生金志文：“他的歌声里有太多的内容了。”可他也知道，说多少遍，这内容别人也理解不了，因为“那不是他们的生活”。可坐在背对舞台的评委椅上的杨坤听懂了。按下“I want you”的选择键，椅子转向，他一眼注意到这位歌手“唱歌的时候还攥着拳头”，“我为什么会觉得一下子刺痛我了，因为那是我能够看出来，别人看不出来的”。

小他10岁的金志文，当音乐人10年，给别人写了很多好歌，自己却迟迟走不到台前，被媒体形容为“窝在一个房间里没日没夜地编曲，挣点钱和女友相依为命”——这不就是杨坤自己的故事吗？1997年，还在当兵的他在部队洗手间录制了自己人生的第一个所谓的音乐作品，可到2002年才有机会得到唱片公司的肯定推出了自己人生中第一张唱片；而这5年间他在北京的地下室里写的很多歌，都成了别人的成名曲。

杨坤与“得意门生”金志文”

但一朝成名，那些曾经不足为外人道的辛酸，都成了励志故事的素材。其中最具有戏剧性的桥段，除了“洗手间录专辑”，就是他怀揣最后100块钱打车去北京最火的演艺酒吧，路上与出租车司机互诉衷肠、痛哭流涕、请人家上去喝啤酒，结果掏钱唱了首歌被当时已经小有名气的酒吧歌手在后台听见，走投无路之际得到了救命工作的故事。

过了一年，2003， 随着电视剧《金粉世家》的热播，片尾曲《暗香》风靡全国，随后人们知道了，当初那个给杨坤演出机会的酒吧歌手原来是沙宝亮。

毫无疑问，人们喜欢听这样的故事。如今杨坤不愿再提的“苦大仇深”，恰是那个时代的主流叙事——北漂/广漂、住地下室、被唱片公司拒绝、酒吧驻唱……是当时很多歌手的普遍经历。除此之外，“从建筑工人变一代天王”的新加坡歌手阿杜，第一张专辑只卖出2000张、一度中断音乐生涯去戈壁滩采风、后来因为《2002年的第一场雪》一炮而红的刀郎，为纪念好友出车祸身亡的女友而创作出《丁香花》的唐磊……都占据着报纸娱乐版面的头条。如果当初有“人设”一说，那么“悲情”“励志”“草根”一定是当年最流行的人设，在“造星”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喜欢舞台上疯癫的状态

2016年，杨坤担任音乐综艺节目《天籁之战》的明星导师，搭档除了同龄的莫文蔚、前辈费玉清，还有以鬼马风格著称的“火星弟弟”华晨宇。对这位小自己足足18岁的乐坛后辈，杨坤极尽赞美：“他在舞台上那种疯癫的状态，我是非常喜欢的。这个年代的歌手，没有一个像他那样，那个东西太伟大了，太了不得了。” 不仅如此，“你看国外所有的一线歌手，基本上都具备这个素质——一线的！”

“你能做到吗？”我们问。

“我早就做过了。”他停顿了一下，回答。

有人专门为此写了博客，讨论“为什么杨坤不能好好唱歌，要做那些奇怪的动作”。身边人也疑惑，你为啥要耍帅啊？可那不是耍帅——“我不做这种动作，就唱不好歌好吗？你想表达那个音符，你想唱出那种感觉，你就必须那样做。”杨坤为自己申辩。可他后来终究开始“好好唱歌”了，甚至都不是因为人言可畏，而是自己认输：“觉得好像这个年龄做这样的动作有点不合适了。”

看着台上“疯魔”的华晨宇，失落感一下子击中了他：“我觉得自己挺失败的，我把这个给放弃了。我不应该放弃，我还应该做得更极致一点，这就是风格。”

就像停不下对华晨宇的赞美一样，杨坤一遍又一遍检讨自己：“其实错了，真的错了。现在我没这种风格了，我挺讨厌自己。应该再捡回来，捡回来是很容易的事。”

用杨坤的话说，他是“没苦过的孩子”：出身自富裕家庭，从小热爱音乐，父母也支持，很小就拥有自己的钢琴；有机会接触各种各样的音乐，做各种各样的尝试。被曝光“开豪车上大学”之后，他大大方方承认：“好吧，我就算是富二代，也是家人给的，我就接受啊。”——丝毫不觉得“这个年龄做这样的事情有点不合适”。

即便是最红的时候，杨坤依然要做妥协：明明不想去商演，但唱片公司要推新人，“你去了他们才肯让他上”，只能硬着头皮去；想尝试不一样的音乐风格，公司说有市场风险，只能作罢。他甚至一度患上抑郁症，经历了痛苦的自救才走出来。

苦过，才不想再苦，才要抓住手上的机会；而没苦过的人，只觉得做自己便一切ok。这也是华晨宇在“这个年代”大受欢迎的原因：快乐、肆意、张扬、自我，才是如今年轻人追捧的对象。

有趣的是，整理一下时间线，你就能看到时代叙事模式的更迭：金志文是2012年参加《中国好声音》而走进人们的视线，而华晨宇则是2013年《快乐男声》的全国总冠军。

事实上，从2004年——彼时杨坤、沙宝亮们正站在华语乐坛流行顶端——《超级女声》引领音乐选秀节目的潮流开始，悲情叙事一直是选秀歌手们“博出位”的有效手段，一直到2012年的《中国好声音》，金志文的故事仍然令人动容，只不过，年轻人对舞台上的“辛酸泪”已经越来越不能感同身受、甚至开始不耐烦了。“小文（金志文）是赶上了苦日子的尾巴。”杨坤说。

喏，你的耳钉掉地上了

事实上，尽管喜欢华晨宇的舞台风格，但杨坤说自己“理解不了他的旋律，他的旋律跟我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每次录完《天籁之战》，他就喊华晨宇到自己的休息室，开两瓶红酒，边喝边聊天。起初是聊音乐，聊着聊着杨坤说，我不太能理解你的旋律。华晨宇丝毫不觉得尴尬：不理解是正常的，我也不理解你的旋律啊！那还聊什么呢？“聊（摩托）车。他也喜欢车，我也喜欢车，我们俩就聊车。”

这也不是杨坤第一次对音乐流行的变迁表示不解了。从2004年起，以《老鼠爱大米》为代表的网络歌曲异军突起，以简单、通俗、朗朗上口的歌词和“洗脑”般的旋律，迅速流传在大街小巷。2006年，杨坤公开炮轰这些歌曲“令内地音乐倒退15年”，激起了网络歌手们的强烈反击，《狼爱上羊》的唱作者杨潮甚至称杨坤已经“没落”，拉开了“传统音乐”和网络音乐两个阵营的口水战。

如今，杨坤变得“宽容”和“海纳”多了。在双方都表示并不理解对方的音乐之后，他也并不抗拒与华晨宇聊音乐，甚至给这位乐坛后辈听自己正在录制的新歌，问他的意见。一次华晨宇说，这段吉他solo听着有点空，要不加一段说唱？说着就现场演示起来。杨坤较少接触说唱，但一听觉得“挺有意思”，合作就这么敲定了，这就是新专辑《孤独颂》中的合作曲《挂彩》。

突然发现我能跟人插科打诨了

与网络歌手们的那场口水战，最终不了了之；但彼时的杨坤，已经隐约嗅到了大环境的变化。事实上，正在他凭《无所谓》声名鹊起的2002年，世界实体唱片市场体量达到巅峰，然后巨幅萎缩。网络技术的发展、Mp3的出现、电子音乐下载的便捷，在导致唱片市场迅速衰落的同时，也为受众细分提供了土壤，歌手们有机会目标精准地获取一小众拥簇，但音乐产业再难产出巨星。

选秀节目的热潮延缓了中国音乐市场的衰落，但该来的迟早要来。在他出道十年之际，被视为“拯救了音乐行业”并且“让杨坤翻红”的《中国好声音》，也并没有让他产生“翻红”的兴奋感。

也不是全无乐趣：“我原来是一个极度内向的人，上了节目突然发现我能跟人插科打诨了。晚上回去睡觉之前我都想，我怎么变成这样了，为什么跟他们能这么好玩……把你自己内心这种所谓的性情的感觉又调出来了。”

但音乐本身已经不足以激发人们的热情，选手背后的故事、导师们的现场反应比音乐本身更重要，比如后来杨坤说溜了的那句“我明年有32场演唱会”。本来只是临场发挥，变成段子之后“好玩”了一段时间，可渐渐说多了，就观众也烦、自己也烦了。

那种“这个行业已经做到头了”的厌倦感开始席卷他。在台上扮演着逗比的“32郎”，心里却很颓然：“哎呀，好像这个时代跟我们没啥关系。”下了台跟那英、刘欢一说，“他们比我还焦虑，只是不反映出来而已。”

然而，再一次，因为未知的原因，电影的上映一再推迟，至今也未与观众见面，他转型的努力也石沉大海。

十个小时以后我还不理解，这事我就干不了了

“我这个人，命不好。”杨坤叹了口气。时代、大环境和个人命运的偶然性，合力将他推向又一个尴尬的境地：在这四年的时间里，杨坤参加了两季好声音，开完了32场演唱会，参与拍摄一部电影《冠军的心》。之后两年，他在大众眼中的身份，始终是一个活跃在各音乐类综艺节目上的导师。

如果他愿意，他其实有机会往另一个方向转型：成为一个“综艺咖”。事实上，这几乎是当下演艺圈“性价比”最高的工种之一。但他推掉了很多真人秀的邀约，“就是说说话、整整人，看起来很好赚钱，特别好赚钱，但是对我来说很辛苦。因为那跟你没关系，跟音乐没关系，你要把自己最不擅长的那一面暴露出去，很不舒服。”

事实上，他的命还是比大多数人要好——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大红大紫；而即使是跟他一样大红大紫过的人，也不一定比他现在的境况更好，比如他曾经的好友，在事业高峰期选择了放弃生命的歌手陈琳。至少，如今的他，已经与记忆中的那些“苦日子”彻底say goodbye，并且有了说“不”的底气。

如今他处理工作压力的方式是：“你为什么这么做，我可以（试着去）理解你；我理解了以后，我就舒服了，ok，这件事我可以做；如果十个小时以后我还不理解，对不起，这事我就干不了了。”

活到45岁，他反而敢像当初羡慕的华晨宇那样“任性”了，比如，出一张完全不抱挣钱期待的专辑。“我是做歌手的，如果有一天我都不出唱片了，我还指望别人去干吗？”

唯一从当年到现在都无法自己掌控的，是感情。当年为一个女孩子写出了《无所谓》，失恋了就跟哥们儿一起喝酒，“哥儿几个全是单身汉，把酒问青天，说到天亮也不够”。现在呢？“哥儿几个一个个都是有家庭的人了，我就没法说了，他们说的我也理解不了。”

选择在自己手中，剩下的就交给命运吧。就像新专辑中与黄渤合唱的那首《大叔也不错》：“被孤独往死里踹，越踹我越不躲；老天爷早安排，我也不去强迫。有些老花的角膜，看人生更清澈；推窗对明月高歌，活得就像武侠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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