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庄历险

    一九四二年“五一大扫荡”后，对敌斗争环境十分残酷。为了保护干部力量，地委决定让我去路西。我认为，疏散干部，保护干部，保存力量是必要的，但是残酷的环境更能考验我们每一个革命战士，也更需要我们留下来组织发动群众，更灵活更顽强地同敌人斗争，改变那种对我不利的形势。自己坚信在广大群众的帮助下，能够克服自己与当地群众口音不同的困难，在残酷环境中搞好工作。于是我找到地委组织部长罗玉川，要求留下来。地委看我态度坚决，最后同意我留下来，除继续担任分区妇救会主任外，同时兼任地委组织干事，协助罗玉川部长工作。这样一方面做发动广大群众和妇女的工作，一方面协助做党的工作，并可以随时与县委、区委和村支书取得联系。一九四二年秋冬，我大部分时间在饶阳帮助县委工作，相当一段时间在五区一带活动。

    一次，地委和县委指示，要画一张饶阳全县村支部联络图，供地委和县委主要领导掌握。从这张图上不仅可以了解各村支部组织力量，而且还可以了解支部书记、委员居住的地方，便于联系。开始在张村、高村画了三天，后来转移来到姚庄。与我一起进行工作的有县委组织部长刘星、五区区委书记范克，还有五区的敌工委员李东升。姚庄是个中等村庄，有三百户人家，村支部书记是黄槐，维持会长是李金池。李的外号叫“大金池”，富农，我们当时认为他倾向敌人，村政权掌握不住。这个村党支部很坚强，是我们经常活动的村庄，共产党员尹进才家是我们常住的堡垒户。尹进才家是贫农，有母亲、双目失明的妻子，还有三个孩子，三间土坯房，与别家和喂一头毛驴。驴棚的旁边有个夹皮墙，长约六尺，宽约四尺，里面能放开一个二尺见方的小饭桌。我们每次去他家，就在这个夹皮墙里吃饭和工作。夹皮墙南头是地道口，下面有个几丈长的地道，由这里通向南院的邻居家。

    在姚庄住了三天，还剩一个区部分村庄没有画好。晚上，我们几个人商量是否转移，有的说在一个村不宜呆的太久，免得暴露；有的认为，再有一天就差不多能完成任务了，还是别转移了，免得耽误时间。最后统一了思想，就不转移了，免得耽误时间。于是我们又画起图来，至凌晨两点钟左右，图基本上画完了，计划第二天上午再扫扫尾，进一步核实一下就完成绘图任务了。第二天吃过早饭，我们刚刚把图铺开，忽然听到尹进才的母亲在院里连声高喊：“皇军，我们这里没有八路！老总，我们这里没有八路！”

    我对范克、刘星说：“你们听大娘喊了没有？坏了，我们被包围了，赶快进洞，你们先下去。”我急忙用包袱皮把联络图、文件和有关材料包好。我一看，夹皮墙的出口还没有堵上，我忙用小方桌靠在出入口，迅速钻进了地道。在我最后往地道里爬时，上边已开始被敌人挖开了，掉到我身上许多土。

    刨地道的声音越来越响，上面的土哗哗往洞里漏，外面传来了汉奸的声音：“这里有八路。”不知是谁又说：“不是八路，是俺们自己人害怕钻进去的。”一片乱糟糟的声音。接着又传来皮鞭的抽打声：“快刨地道，快刨地道！”敌人在逼迫群众刨着。

    又过了好久、好久，地道被刨开了，一条光柱射了进来。外面在喊话：“八路出来，八路出来！”范克露出紧张的神情：“韩主任，这怎么办？敌人会不会放毒气？”

    我一手握着枪，沉着地对同志们说：“一定要沉着，不要着慌，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开枪。”我们顺着地道向后退。

    这时，快到中午了，挖开的洞口突然跳进一个汉奸。汉奸在亮处，我们在暗处，他还没有发现我们。范克向前爬了几步，严厉地喊道：“别动，你动我就打死你！”那汉奸一纵身又缩了回去。

    范克爬回来，向我们说了这一情况。刘星就批评范克：“你嚷嚷什么，这不是自我暴露吗？你这么一喊，敌人就更要往前挖了。”

    范克也感到错了，低下头，沉痛地说：“我犯了错误，请求组织的处分。”

    我说：“快别说这些了，这不是讨论处分的时候，现在是一致对敌。”

    这时，上边挖洞的声音听得更清楚了，越逼越近，我们就顺着地道一截一截地向南退。

    我把几个同志叫到一处，郑重地说：“现在正是考验我们几个共产党员的时候，也是需要我们作出牺牲的时候，我们要同敌人作最后的决死战斗，准备牺牲在姚庄。打死一个敌人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最后用一粒子弹打死自己。万一不幸被捕，谁也不能暴露党的机密，壮烈牺牲在敌人的法庭上。”

    刘星带头说：“对！就这样。”接着大家都表了态。

    我又说：“同志们，我们向党宣誓吧。”其他三位同志刷地一声把右手举了起来。我在前面讲一句，他们跟着讲一句：“宁作姚庄地道的战死鬼，不做被捕后的牺牲品。”“牺牲在姚庄，誓死忠于党。”

    宣誓毕，我们在地道下挖了两个坑，把包着的联络图和全部资料、文件埋了进去。然后用脚踩实。

    之后，我说：“请大家查查自己的子弹，除留下最后一粒打死自己外，其余的要全部射向敌人。”我带的是二把撸子，有七粒子弹。刘星、范克带的盒子，各有二十多粒子弹。李东升带的二把撸子，只有三粒子弹了，他对我说：“大韩同志，我的子弹太少了，你给我一粒吧。”说心里话，当时我实在不愿给他，但还是给了他一粒。就这样，四人都做好了同敌人拼杀、牺牲的准备。

    这时，三姑母曾讲过的北平那位女共产党员，在敌人押着游街示众时，英勇不屈，高呼革命口号的形象；共产党员常振泽在敌人法庭上压杆子，灌辣椒水，大义凛然，痛骂敌人的情形；无数共产党员在大“扫荡”中与敌人斗争，英勇献身的情景，就像看戏一样，一幕一幕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同时想起，我与朝新曾经许下的诺言：“如果彼此有一人牺牲，幸存者要象孝敬自己的母亲一样，照顾好双方的老人。朝新已经牺牲了，我也将要牺牲。我们的牺牲是光荣的，母亲和叔母一定不要难过，我们不在了，还将有无数革命儿女来照顾你们。”

    当时还有一线希望，认为如果支部书记黄槐能设法去报告区小队，天晚些了，来袭扰敌人，我们就可以冲出去。殊不知，黄槐他们也在李凤书家地道里，不能出来。

    又过了一会儿，上面的人声、铁镐的刨洞声更逼近了，南院挖洞的声音也响了起来。我说：“走吧，咱们从南口冲出去！”李东升在前，我在第二，刘星和范克在后面。走到洞口，李东生说：“是敌人。”他急忙躲着往回爬，这样我就在最前面了。我贴着靠近洞口的墙壁听听，上面有人喊话：“快上来吧，快上来吧，不然，我们全村都要被敌人烧了。”

    我问：“你是谁？”

    喊话人说：“我是金池。”

    我怀疑他是敌人派来骗我们上钩的，就问：“上面有多少敌人？”

   他说：“鬼子汉奸一共六七十个，他们在北边逼着人们挖地道呢，大部分在北边的房上，乘这个机会，你们快上来吧，我把你们带出去。”

    我说：“你要说假话，我就打死你。反正我是不怕死的。”说完，我“嗖”的一声窜了上来，李金池还没有弄清洞里还有没有人，我一手就抓住了他的长袍衣角，一手用枪逼着他。我环顾了一下周围，果真没有敌人。我又逼着他到了门口，还是没有敌人。然后又抓着他回到洞口，把刘星他们叫了上来。李金池惊惊慌慌领我们走出院子，从另一家秫秸墙扒开穿过，从小胡同又拐进了一个院子。只见一位七八十岁的老大爷正在院子里坐着，见我们进去，急忙找了几件破衣服给我们，让我们赶快换掉满身泥土的衣服。我换了一件破坎肩。老大爷还指给我们出村的路线，我们急步向村外走去。出村后，直奔一片已经收割、还放着秫秸的高粱地，每人扛起一捆秫秸，装作收割高粱的老乡，大步大步地朝前走。走出一二里路，见没有敌人追赶，我们放下秫秸就跑，一口气跑到了张村西边一块刚出苗的麦子地里。张村离姚村十来里路，累得我们一个个趴在地里喘不过气来。我的头，疼痛的象裂开一样。每个人都脸色苍白。这时天色已经黑了。不知张村有没有敌人，我们不敢进村。又等了一会儿，看到村里有灯光了，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动静，张村可能没敌人，我们就向村子走去。

    张村的张淑贞家是我们的堡垒户，住在村边，家里有母亲，还有两个姐姐。我们悄悄地来到淑贞家，淑贞的母亲张大娘看我们一个个的狼狈样，吃惊地说：“我的天哟，怎么成这个样子啦！”我们简单地说了几句，她急忙去叫淑贞，让淑贞赶快去把村长小牛找来。

    不一会儿，小牛村长来了，他是一个很年轻的小伙子，共产党员。我们向他讲述了详细经过后，他忙叫大娘拿着簸箕、升子、碗出去了。不一会儿，端着半簸箕白面，多半升鸡蛋，一碗食油回来了。小牛让大娘快给我们做饭吃。我们说：“白面和鸡蛋别吃了，放着应付敌人汉奸吧。我们吃点棒子面饼子，喝点开水就行了。”

    小牛说：“给自己人吃才能打日本鬼子，给敌人汉奸吃，撑死他们也是白搭。”

    大娘说：“你们死里逃生，一天都没吃喝了，就吃一顿吧。”

   说着，大娘就做起饭来了。不一会儿，饼烙熟了，鸡蛋也炒好了，但我们怎么也吃不下去，心里一直惦记着姚庄。姚庄到底怎么样了？我们上到屋顶上，看到姚庄烈焰腾腾，鬼子又在放火。看着火的方位，象是尹进才家，就想，尹大娘喊话后，没有再听到她的声音，大娘怎样了？尹进才全家怎样了？地道被找到，里面的联络图会不会被敌人挖出来？心里七上八下，特别难受。

    饭后，我们就地开了个会，总结工作，分析敌情，并决定第二天派人去姚庄了解情况，慰问百姓，取回联络图。

    第二天派人去了姚庄，看望了尹大娘，万幸的是他家没有伤亡，只是驴棚和夹皮墙全被烧掉了。去的人还把联络图安全地取回来。

    一九四三年，姚庄村支部书记黄槐不幸被捕，在日本鬼子宪兵队里押着，他乘机去夺敌人门岗的长枪，没有夺下来。万恶的日本鬼子用碌碡象碾麦子一样，从头碾到脚，从脚碾到头，把黄槐同志活活给碾死了。

    时隔四十年，一九八二年二月，我去饶阳县参加党史座谈会，复忆当年，感慨万分。尤其是到烈士陵园参拜烈士碑后，禁不住提笔写了几句悼念革命烈士的感想，现抄于此，再表衷情：

壮志凌云乾坤震

青史留芳育后人

诀别四十今拜会

揩干热泪慰忠魂

    座谈会之后，我和省邮电局原局长、当年任饶阳五区区长的王志坚去了姚庄，看望了尹进才全家和黄槐家及姚庄的干部群众。我给尹进才、黄槐家带去了点心和茶鸡蛋等物品。尹进才说：“那次你们历险，不是我的那个亲戚报告敌人，是特务报告的，驴棚和夹皮墙都被敌人烧了，后来上级给了补助。”还说：“黄槐牺牲后，妻子改嫁，现在家里已经没有人了。”

    那天，我们把年迈七十的大金池也请了去，大金池说：“大韩同志，当年你那手指头一勾，我就完了。”

    我说：“当时我是怀疑你，以为你在欺骗我们，这是个误会。”

    金池说：“当时那个形势，我怎麽能向着敌人呢，但是表面上还得装着会应付才行。说句良心话，从那以后，我没干过一次对不起中国人的事。”

    我说：“你做得对。应付了敌人，保护了我们，也避免了全村人受害。”我又说：“希望你保重身体，幸福度过晚年。”并紧紧和他握手，对当年不信任他，想开枪打死他，表示歉意。此时，年逾古稀的金池眼圈红了、湿润了。

    那天晚上，尹进才家，屋里屋外挤满了人，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回忆着过去，谈论着现在，赞颂着党的领导和如今人民群众生活的改善。谈得是那样亲切，那样有趣，我好象又年轻了许多，又回到了年强的时候。

    尹进才患病，一直躺在被窝里，与我们津津乐道地回忆当年。

    建国后，我同尹进才家有过联系，我在省政府工作期间，他来过我这里。一次，他带着儿子来我这里住了两天。一九八五年春节，我给尹进才寄了些钱。后来他儿子来信说他病故了，我给饶阳县政府写了一封信，建议他们给些适当的补助。一九八七年春天，我又给饶阳县有关领导写了一封信，请他们在发展生产上对尹进才家给予照顾帮助。

    几年没回姚庄了，我相信姚庄人民的生产生活，一定又发生了可喜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