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杨澜自己都没想到，通过对受众群体的分析，定位为高端访谈，旨在影响有影响力的人的《杨澜访谈录》，收视主力并不是她预想的高端人群，而是学生和刚入职的人员。

事实就是这样，杨澜以及她坚持了20余年的《杨澜访谈录》影响了一批又一批的中国年轻人。

那她教给我们的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呢？我在她回顾和复盘自己媒体生涯的书籍《一问一世界》里找到了答案，杨澜至少教给我四件事。

相比看成功人士、公众人物、名人功成名就的巅峰期，我更喜欢看他们的起点。巅峰期的成就罗列，大多相似而乏味，我更感兴趣的是他们刚出发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名人和高手同样起于微时，同样有不成熟期，相比他们身上闪耀的徽章，我觉得他们在微时的那些努力，对我们普通人更有参考价值和激励价值。

《一问一世界》里对我触动最深的事情，是杨澜两次采访基辛格。

第一次采访是1996年，当时杨澜还是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传媒专业未毕业的学生，面对基辛格这样的大人物，杨澜忐忑不安、两手出汗、大脑空空，问出的问题也不高级，苍白而笼统。

这次采访对杨澜来说是一次失败的经历。

用杨澜自己的话来说：

第二次是在2002年，6年时间已经让杨澜成熟、剔透、明锐、干练，游刃有余。同样的采访对象，同样的国际事务话题，杨澜这一次的切入点是当年年初鲍威尔的中东之行。这一次杨澜被基辛格夸“amzing!”

进入社会前后，你会感觉到自己缺乏实力，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不仅是你，你的同龄人也会有这种感受。

哪怕是杨澜这样的名人，这样的杰出女性也一样，他们也有不成熟期。这个时候，你要做的不是自我怀疑，而是自我超越。

《一问一世界》这本书里关于杨澜，有两件事引起我的注意：一件是杨澜哥伦毕业大学硕士毕业，选择回国发展，一件事杨澜获得独家采访希拉里的机会。

我把这两件事摆在一起，是因为这两件事道出了现代社会关于选择与被选择最本质的东西。

杨澜硕士毕业的时候，邀请她加盟的电话和信件络绎不绝，其中就包括CBS等主流媒体。

按照指导老师、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唐纳德·约翰逊的想法，他的得意门生完全可以从出境记者做起，在美国的电视机构做到类似于宗毓华的主播位置。

宗毓华是美国主流电视媒体鲜见的华裔面孔，是美国华裔从事新闻事业的最高成就者。但杨澜不想留在美国，想回国内发展。

杨澜无论是留在国外，还是回到国内，她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机会，她都可以发展得很好。

这就是优秀的人的特点，在做选择的时候，始终有主动权。

2009年希拉里担任国务卿后的首次中国行，只有两天行程，非常紧密的行程里接受了《杨澜访谈录》的采访，这是这次行程中她唯一接受的电视采访。

这个采访机会非常难争取，一开始杨澜本人甚至都没报什么希望，她判断希拉里即使接受采访也势必选择官方主流媒体，而不是《杨澜访谈录》这样的民营媒体。

到团队却意外地争取到了独家采访机会。他们只做了一件简单的事：整理出一份九年来所有嘉宾的名单，刻录一张采访国家元首政要的DVD盘，写了一份申请表，递交到美国驻华大使馆。

但看似简单的过程，却来自近十年的积累。他们的已采访名单里包括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尔德，泰国前总理他信，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正是豪华的嘉宾名单“俘获”了美国新闻官。

这是优秀的人的另一个特点，在被选择的时候，他们总是能脱颖而出。

人生不免选择，有时候做选择，有时候被选择。一个媒体人，一个媒体节目，是这样，个人也是这样。

普通人在平时需要修炼内功，积蓄力量的时候，总是对学习和提升自己缺乏动力，因为学习和提升自己比起吃喝、追剧、刷抖音，实在是辛苦非常的事。平时疏于积累，然后在做选择或者被选择的时候，傻眼了。

生活并不承诺公平，努力学习，修炼内功，不遗余力地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人，就是为了在做选择的时候，有主动权，有很多选项可选。

而有时候我们不免属于被选择的一方，那修炼内功，积蓄力量，就是为了在被选择的时候，能脱颖而出，抓住那些稀有的，珍贵的机会。

缺乏动力的时候请记住这句话：

修炼内功，是为了在选择的时候有主动权，在被选择的时候能脱颖而出。

从前只看到《杨澜访谈录》台前的光鲜亮丽，从《一问一世界》里读到幕后故事，才知道原来这档栏目二十年来起起落落，跌跌宕宕。

先是杨澜投资的民营媒体阳光卫视血亏，接着《杨澜访谈录》因为理念分歧，几易播出平台，从上海电视台到北京电视台，再到浙江卫视。

近几年更是因为受到网络冲击以及电视综艺娱乐化影响，收视率遭到更娱乐化、更具争议性的节目的残酷碾压。

她所追求的深度，有时候和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有点格格不入。

可是即使起起落落，唯一不变的是杨澜始终在坚持自己热爱的事情，坚持新闻理想，初心不改地带着最真诚的好奇心，去探究坐在她对面的那些在各自领域举足轻重、已经改变或正在改变世界的人物。

作为一个始终关注社会变迁的媒体人，杨澜当然知道什么是风口。但她为什么要做很难，很费力，投入很高，但经济回报并不理想的《杨澜访谈录》呢？杨澜在《杨澜访谈录》里投入了自己生命最美好的二十余年。

在这个急速变化的时代，每个人都在寻找所谓机遇的风口。生怕掉队，生怕被甩在后面，像一只受惊的老鼠，一只生怕失去奶酪的老鼠，四处乱窜。

可是想想，一辈子都在做自己热爱的事情，其他利益得失又算什么呢？

这是杨澜给我的最大的启发，她始终在坚持自己热爱的事情，即使面临血亏，即使因为理念分歧几易播出平台，即使面临收视压力而艰难博弈。

我们都在寻找风口，可是对于人生来说，其实你真正热爱的事情才是你的风口。

我们从杨澜身上学到很多，但杨澜更大的价值，是带着我们走进那些在世界范围内都算优秀的人，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学到更多。

在《一问一世界》里，杨澜回顾了对杰克·韦尔奇的采访，我印象非常深。

杰克·韦尔奇何许人？他是世界最大的公司通用电气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他在任期里，把公司的市值从120亿增长了40多倍，被称为“经营之神”，是企业家们的偶像。

他的管理有个标准，就是每年淘汰10%的员工。另外，众多分公司也面临严酷淘汰制：一家分公司要么在同行竞争中处于第一或第二的位置，要么就被卖掉。

杨澜采访的时候问他：

韦尔奇坚定地回答：

中国人喜欢说“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好像强调胜负是落入下乘的事，大声说“我要赢”，是羞于启齿的事。特别是女孩子，社会要求我们最好不争不抢，岁月静好，如果有胜负欲，简直就等于“不可爱”了。

但在竞争激烈的社会，真相是：落入平庸，正是从丢失胜负欲开始的。

我最近回顾自己的学生生涯，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落入平庸，就是从丢失胜负欲开始的。

初中时期，我的胜负欲非常强烈，我的成绩往往能保持在年纪前两名。但这种胜负欲往往带有很强的侵略性，后来不断地有人告诉我，得失心太重，不好，在意分数，不好。

这些观点自其可取之处，很长时间里我都是这些观点的忠实拥趸。可是后来我才发现，在这些声音里，我渐渐丢掉了内心的胜负欲，在这个过程中，不知不觉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

是的，我再也爪牙，再无狼性，再无侵略感，可是后来我的学生生涯，再也没做过超级学霸，不可避免地滑入平庸。世界都被那群有狼性的人抢走了。

高中时期我最多只算比中游学生强一点的平庸学生。初中时期就像我人生的高光时刻，我仿佛孔雀开屏，后来就只剩下平庸的孔雀屁股了。

韩剧《sky》里，顶级的高考教练每年只带两个学生。她怎么挑学生呢？挑最有胜负欲的学生。

因为一个人能取得多大的成就，和他的胜负欲有多强烈，有极大的关系。最有胜负欲的人，往往最主动积极、最有克己精神，最能严格要求自己，最愿意热烈地拥抱竞争。

李笑来面试的时候总会问一个问题：你在哪方面做到过第一？或者做到过最好？哪怕是局部，哪怕是小范围？

得第一为什么那么重要呢？

他认为：什么是牛人？用三句话就能描述清楚了。有“做第一”的执念；有过“做第一”的经验；有过多次“做第一”的经验并能将其总结出来。

大多数人从未做到过第一，做到最好的经验，于是即使做不到第一，做不到最好，他们也不会因此难受。可是另一些人不是，对另一些人来说，“优秀”是刚需。观察那些优秀的人，你会发现，他们在这方面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要做就要做到最好，否则会很难受。

胜负欲强的人，就是那群把“优秀”当成刚需的人，没做到最好就会难受的人。

平庸的人和优秀的人，最大的区别，就是心里有没有那股“我要赢”的心劲儿。落入平庸，就是从丢失胜负欲，丢失那股“我要赢”的心劲儿开始的。

不要因为不符合某种价值观，就压抑自己的胜负欲，压抑自己的野心。像韦尔奇一样，赤裸裸地想赢，也是一件很帅的事。

第一件事：不成熟期该做的是自我超越，而不是自我怀疑；

第二件事：修炼内功，是为了在选择的时候有主动权，在被选择的时候能脱颖而出；

第三件事：每个人都在寻找机遇的风口，但真正热爱的事就是你的风口；

第四件事：落入平庸，是从丢失胜负欲开始的；

越优秀的成年人，越早想明白这四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