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千里：北大一英文教员为西方伪史站台，脏话骂街失态 

——自封古典学专家，骂反对者蠢货无赖

北大未名湖

　　最近，有人翻出据说是北京大学英语系教师3年前在网上的一篇讨伐义和团（学术义和团）的旧文，并拿出几顶帽子，扣在几位对西方中心论进行批判的学者头上，这件事十分滑稽。

　　这位给别人扣帽者，以为在网上发言可以无知无畏，不知道在网上说话也是要负责的，讨论问题可以，有利说理，有不同意见可以平等讨论，无可厚非。

　　这位英语教师果真受过“古典学”的训练吗？

　　这篇文章说：“作者是北大英文系主任，对于西方古典学术史和文献学非常稔熟”，实际上，正如该文指责质疑西方伪史的几位作者所提出的“缺乏专业的训练”标准一样，这个“英文系主任”的头衔并不能证明自己受到过“欧洲古典学”方面专业训练的；以为是教英文的，就懂得古典学，拿欧洲的“古典学”专业标准来衡量，实际上得不到承认。在20世纪初在古典学中流行这样一句话：“不懂德文就不能研究古希腊”，英文毕竟不是德文。

　　这位作者真懂英文吗？

　　另外，我们不知道这位英语教师对英文究竟有多少认识？

　　这位英语教师知不知道，英文的雅言来自中国呢？实际上，要想对英文有真正的认识，首先必须对汉语有真正的了解，因为英文在形成书面语言的过程中，大量吸收汉语的雅言，才形成了书面语言，因此应该这样说：“不懂汉语有不能了解英文”。进而还可以问一句，这位英语教师真的懂汉语吗？现在的答案是，未经验证，暂时存疑。

　　懂德文就能够解明“古希腊”的历史吗？

　　话又说回来了，德文书面语的形成在16世纪以后，与所宣称的古希腊文明相差两千余年，懂得德文如何足以了解德文产生两千年前的“古希腊历史”呢？德文又是什么呢？经典作家说，16世纪之前的德文是30年未打扫的牛粪圈，臭不可闻。历史学家说，17世纪用德文表述哲学，闻所未闻。

　　18世纪后半叶德国的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ism）思潮就是基于这种“古希腊”概念，一时间在西方有了“不懂德语就不能研究古希腊”之说。实际上这正是西方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伴生物和西欧中心论的典型表现。

　　原来，伪造古希腊的大本营在德国，19世纪出笼了大批德文伪古史著作，才有了“不懂德文就不能研究古希腊”的标准。这件事本身就是古希腊出于伪造的最好证明。

　　德国是虚构古希腊文明的大本营

　　徳语在近代之初尽是肮脏、粗话，但在两个世纪之后，竟然形成“不懂德文就不懂得古希腊”的学统，这说明什么？实际上，德文和虚构古希腊的成型，主要发生在18-19世纪的德国。

　　在18世纪下半期，德国的民粹学者嫉妒法国的“中国热”（中国文化启蒙欧洲）；他们硬要“另立中心”，并且迁怒于中国。由此，德国民粹派就把前不久，由神职学者虚构、又被启蒙运动抛弃的“古希腊”，修复刨光。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如此德国浪漫主义运动——塑造希腊、近代哲学和欧洲中心，旨在否定中国、却又剽窃中国文化；而在其中，被共济会派往东方的文化间谍（斯威登保）则起着关键作用。[详见诸玄识《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

　　为什么德文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鸟枪换炮”， 并且胜任于伪造“古典”？

　　西方诸语言袭用中国雅言形成书面语言

　　原来是中国促进了西方各国文字的形成！对此，由于受到西方中心论的误导，知道真相的人们很少，恐怕像高峰枫这样的留洋博士也未必了解。

　　17世纪时，在印刷术普及和耶稣会士介绍中国的背景下，欧西文字群起而林立；但因都是方言土语，“沟通危机”导致了普遍冲突。当此之际，西方精英——包括培根、洛克和莱布尼茨——都主张，以汉语为榜样进行语言改革。

　　西方先是“崇神弃人”，再是“有俗无雅”，因而缺少“人的共通”，所以不能自己产生“通用语言”（雅言）。

　　多位西方教授揭示：成长最快的英语主要是通过吸收“中国雅言”（高深高雅的概念），而晋升为民族性和国际性的通用语言（文字）的。

　　这段所述内容，是诸玄识先生长期深入西方学术腹地，独立潜心研究地发现。建议各位读读他最近刚刚出版的大作——《虚构的西方文明史》。由于近水楼台的缘故，我有幸先睹为快，了解到诸玄识先生的著作印证了非常丰富的西方原始文献，观察敏锐，思维缜密，论证严谨，实事求是，所得出的结论令人信服。

　　不懂“汉字”就难以彻底揭穿“古希腊”之伪

　　当代意大利著名古典历史学家莫米利亚诺说，在他年轻时的那些令人尊敬的圈子里，人们普遍认为不懂“德语”就不能学习古希腊历史；我们似乎可以补充一句：不懂“汉字”就难以彻底揭露“古希腊”之伪。为什么这么说呢？

　　欧洲的各种“书面语言”只是一种拼音纪录，以“汉字”为坐标进行对比的话，“文字”必须具有形、音、义三个方面的基本要素，而欧洲诸语言只是不同的“语音纪录”而已，缺乏“字形”的要素，因此严格说来“拼音字母”不算“文字”。

　　人类先有语言、后出现文字，迄今为止，只是一部分民族进入了有文字阶段；有些民族则通过字母对语音进行纪录、形成了“书面语言”。记载《旧约》、《新约》的希伯来语、拉丁语及希腊语就是这种“书面语言”。

　　“汉字”由于具有“字形”的特点，并且自汉代以来就有编撰大型字典、辞典的传统，有绵延不断的训诂学传统；因而可以在时间跨度几千年、地域跨度上万里的范围内进行传播，发生歧义的机会较少。

　　对于记录语音的“书面语言”而言，因没有“字形”，缺乏“望文生义”的功用，只能“音中寻义”，加以因其跨种族、跨地域、跨时代的特点，其稳定性与传承性要差得多。西方各“书面语言”由于没有“字形”，因而要准确传达其语言的含义，就需要大量的“定义”和“概念”限定词义，这样就离不开词典。而希腊古文字学起步甚晚，以伯尔那?孟福孔《希腊古文字学》问世为标志，希腊古文字学首创者于1708年，在此之前缺乏词典的条件下，要想准确地传达“古希腊语”拼音词句的含义几乎不可能。

　　举例来说，在有了纸张之后、十五世纪英语在其形成过程中，不同英语方言之间相互间看不懂对方写在纸面上“词句”的含义。其他欧洲诸语言也都一样。因而，某种拼音文字语言，在跨种族、跨地域、上千年时间条件下可以被传承，无疑是一种神话。

　　古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对于当代西方人来说，由于没有对真正的“文字”承载文献功能的切身体会，因而对于十五世纪前后在欧洲被大量“炮制”出来的所谓“古文献”缺乏一个参照物，就难以理解和接受其“全盘造假”的事实，或者甚至反过来怀疑起了中国古代文献的真实性。

　　现代西方学者陶醉在从十九世纪开始出版的各种有关“古典学”及“东方学”浩如烟海的著作之中，单举19世纪有关“近东”的著作，就有6万本之多。[参看杰拉德·德朗提《欧洲的诞生：神话·理念·现实》中译本第142页，台湾新北市广场出版2012年8月]

　　而西方“古典学”方面著作的数量一定大大多于西方的“东方学”著作之数量。然而，“19世纪的史学家们所讨论的绝大多数问题，大多数是在18世纪设定的框架中进行。”[晏绍祥《古典历史研究史》上册第72-7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问题不在“古典学”著作数量的多少，而在于其原始资料是“真”是“伪”；原始资料“既伪”，建立在“伪史料”基础上的研究著作一定如滚雪球一般、滚得越大就离“真”越远。

　　认识了汉字，并通过汉字了解中国历史，了解中国从甲骨文、金文、竹简帛书、刻石文字、宣纸麻纸的书写材料载体，了解中国历代的史官制度，了解各种文体：经疏注释、诸子百家、诗词歌赋、骈文散文、箴铭颂赞、论说诏策、章表记序等，了解了中国有各种类书、丛书，如《太平御览》、《古今图书集成》、《永乐大典》、《四库全书》、《道藏》、《佛藏》等，了解了中国有历代经籍志、艺文志，有大量的官私目录，有版本校勘之学，字体有真草隶篆等等，数不胜数的古文献产生与传承的诸多条件。了解了这些中国文献学常识之后，依此为参照系，拿来去与西方所谓的“古典文献”对比一番，就容易发现原来在西方、这些古文献赖以存在的条件一概没有，既没有文字的演变历史，没有历史文献制度，也没有文献的载体，有的只是从西亚、北非借来的一套“拼音字母”。再寻绎那些所谓西方“古文献”的来历，就会发现那不过像是在捕捉一个语音现象中的虚幻泡影。

　　黑格尔不懂中文、何以对中国历史下定论？

　　不仅如此，德国人黑格尔一方面顺着西方传教士带回欧洲的中国信息，承认中国幅员广大、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并对中国的孝道、政治体制及平等思想大加赞美，然而通过他的神辩法，对中国文化进行了彻底的否定。说倏忽凋谢的蔷薇优于永存的高山！蔷薇指古希腊，高山指中国。用这样的神辩法，一句话就否定了中国历史。

　　那么，黑格尔真的了解中国吗？不可能。原因很简单，黑格尔关于中国的知识，来源于传教士所翻译的中文文献的片段，其中他所倚重的一部作品是亚培·累睦扎所翻译的明代小说《玉娇梨》。[[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中译本第131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9月]黑格尔没来过中国，既不懂中文，也没有接触过中国人。这位西方中心论的大师就是这样抹黑中国的。[见《虚构的古希腊文明》前言。]

　　三年前旧文〈“学术义和团”的胜利〉的新炒作

　　这位给别人扣帽者，翻出三年前那位英文教师的旧文章，试图混淆视听。这篇三年前的旧文章提出了什么有价值的见解吗？完全没有。该文对何新著作提出质疑的三个小标题是：?荷马史诗是伪造的吗？亚里士多德也是伪造的？“学术义和团”的焦虑。对此，我们略作辨析。前两个属于学术性的问题，第三个属于立场性的问题。

　　第一个标题——“荷马史诗是伪造的吗？”

　　这个，从“荷马史诗”登场一开始，西方就不断有学者提出质疑。如有德国学者指出，“荷马史诗”所使用的语言是一种人造语言，不属于自然语言。这种人造语言不可能出现在中国纸张传到欧洲之前。

　　第二个标题——“亚里士多德也是伪造的？”

　　在亚里士多德作品出笼之际（15-17世纪间），当时人们都知道那不是真的，甚至到了19世纪，连西方中心论的祖师爷都不敢说自己相信亚里士多德著作是真的。黑格尔说：“至于亚里士多德的原稿的命运，从传说看来，似乎我们实在不可能或者极少希望得到了他真正的不被损坏的著作，对于它们的真实性怀疑一定会发生，而且我们还应该很惊奇，看到它们还很像现在这样流传到我们。”[[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中译本第2卷第278页，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1版]

　　20世纪美国著名科技史家乔治?萨顿也不相信。“这些著作是可信的吗？这个问题比它初看上去更复杂一些，……如果问题涉及的是文字的原创作者---每一篇是由谁写的，那么，由亚里士多德本人写的大概很少。”[[美]乔治?萨顿《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中译本第597页，大象出版社2010年5月]

　　21世纪的美国史学家更不相信。“文艺复兴与‘科学’的关系是荒谬的。人文主义者收集各种古典文献，……也有亚里士多德的全部著作。他们用近乎对待神明的态度对待这些文献，认为它们在权威性和准确性上近乎《圣经》。他们的批判能力没有用来验证这些文献或古典作家的真实性，而是用来构筑该文献的权威版本。”[[美]罗宾?W温克、L.P.汪德尔《牛津欧洲史》中译本第1卷第117页，吉林出版集团2009年4月第1版]

　　对于来自西方的这些怀疑视而不见，对于何新提出的质疑，这位英文教师就急于出来大加呵斥，令人费解。

　　该英文教师使用伪史料做证据

　　这位英文教师批驳何新《希腊伪史考》所使用的论据主要是“出土”的莎草纸，“出土的古代典籍的纸草写本中（区别于公文、文书类），以荷马史诗的残片数量为最多”。

　　然而，这些所谓的“出土”的莎草纸古典文献，绝大部分都是伪造的。或者毋宁说，莎草纸是西方中心论虚构历史伪造证据的重要媒介之一。

　　美国造纸专家的鉴定：“莎草纸”不是纸

　　“美国造纸专家兼纸史家亨特到现场考察了莎草片、huun及tapa的制造方法后，得出正确的结论是，这三者在技术上是属于同一范畴，虽然均可作书写材料，但没有一个可谓之为真正的纸。”[同上第45页]

　　「莎草片」（papyrus），将这个西方词译成「莎草纸」同样是不恰当的，因为它也不是纸。”[潘吉星《中国造纸史》第4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

　　从加工流程来看，“莎草片”没有任何蒸馏、化合的过程，只是简单的进行整形处理，还是“草”本来的形态。

　　“纸莎草纸的传统制法是:首先剥去纸莎草的绿色外皮，留下髓部，并割成薄片，放入水中浸泡几天，捞出后用木槌敲打，压去水分，重复多次，把薄片两端切齐，一条条横向并排铺开，然后在上面纵向排开，并用石块压紧，挤出糖质猫液，使草片相互猫结起来。晾干以后，用象牙或者贝壳磨平草片的表面，就成了纸莎草纸。”[孙宝国、郭丹彤《论纸莎草纸的兴衰及其历史影响》，载《史学集刊》2005年7月第3期。详见《虚构的古希腊文明》前言。]

　　“莎草片”——伪造历史的工具

　　“莎草片”开始出现大约在拿破仑攻略埃及的八十年之后、即相当于蒙森晚年时代；在此之前，整个西方学术界并不知道有莎草片的存在。例如伏尔泰或吉本的著作中都没有莎草纸的踪影。在此之前，说到“纸”就是“中国纸”、以及将“羊皮片”混同为“纸”的概念，称之为“羊皮卷”。

　　无论是1793年“纸草文献”现身赫库兰尼姆[[德]维拉莫威兹《古典学的历史》中译本第1版第130页，三联书店2008年6月]，还是古罗马时涉及“莎草纸”制作方法的文献普林尼《自然史》等，都是后世所伪造。曾任大英博物馆馆长、图书馆首席馆员的弗雷德里克·乔治·凯尼恩（1863-1952）是最早涉嫌制造“伪莎草纸文献”的西方学者之一。[炮制所谓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的就是此人。]

　　第三个标题——“学术义和团”的焦虑

　　在这里，暴露了问题的实质。这位英文教师用“学术义和团”来称谓怀疑西方伪造历史的学者，这就很说明问题。这完全是在为西方中心论站队，在“学术八国联军”（西方中心论）与“学术义和团”之间选择立场，站到了“八国联军”（西方中心论）的一边。

　　发言不仅有失风度

　　在主张自己的见解时，针对讨论问题的对方采用“学术流氓”，“学术无赖”，“蠢货”，“伪学者”等人身攻击的字眼是违法行为。那位英文教师对于学术界前辈不尊重，出言不逊到也罢了，何新先生是新中国的著名学者，对中国的学术事业做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这个为国内外学术界所公认。

　　而这位给别人扣帽者，不懂得对前辈学者尊敬（缺乏道德）倒也罢了，居然不惜触犯法律底线（人身攻击），说轻一点是无知无畏无道德，说严肃一点就是，无法无天无底线。不仅没有风度，而且涉嫌违法。

　　该文如果是别人冒名所为，则另当别论；如果属于该北大英文教师授意所写，则不仅为北大丢脸，而且不得不令人对北大的英文教育担忧……

高峰枫："学术义和团"的胜利

　　新近出版的《希腊伪史考》是何新先生的博客文章汇编。博客是自家的后花园，栽花，种草，吊嗓子，发牢骚，总归是个直抒胸臆的地方。学术型、研究型的博客偶然能见到，但大多人是不会以严谨的态度来经之营之的。这部“博文”集也不例外。书中到处可见饱满的情绪和昂扬的斗志，所缺的是细密的分析和连贯的论证。标题中空悬一个“考”字，像一道障眼法，让人误以为作者下了考辨、考证的真功夫。但稍读几页，就会发现，作者的“研究”，大约不出上网、查维基百科、摘抄百科全书的范围。把道听途说来的零星资讯塑成令人骇怪的观点，把几十篇单薄的博文粘贴成一个超长的文档，然后再找人印出来，一本书就这样诞生了。

　　书的写成，是很轻易的，但书中所涉及的话题却极其重大。按市价估算，养活四五个社科重大项目，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在序言第一页，作者就激动地宣告，古希腊历史完全是西方人凭空捏造出来的，古希腊的一切典籍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作伪高手一手炮制的。也就是说，西方文明的根基不仅是虚浮的，而且压根儿就不存在。这个惊人的发现，足以让义和团情结尚存的人们心驰神醉、血脉贲张。

　　按常理，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如此大胆的假设，再小心的论证也不为过。很多擅长经营宏大叙事者，在抛出高见之时，多少也要忸怩作态，拼凑些材料，完成学界几套规定动作，好交差了事。但《希腊伪史考》的作者却十分的特立独行，他连面子工程都不做（其实也是无力做），只负责把耸人听闻的观点，怒吼给我们听。比如，作者说彼得拉克、薄伽丘等人“杜撰或再创作了荷马史诗”（第23页），而且背后的黑手是共济会。但是证据何在？杜撰就是生编硬造，彼得拉克可有这样大的本事？1354年，拜占庭帝国派驻天主教教廷的特使，将一部希腊文的《伊利亚特》赠给彼得拉克。得到渴慕已久的荷马史诗，本是天大的好事，可是诗人在欣喜之余，却又感觉无比沮丧——因为他不通希腊文。在当年的书信中，彼得拉克说，自己虽然热切盼望能听到荷马的原声，但可惜手中的荷马“喑哑不能言”（mutus）。宝藏近在咫尺，但是却没有解锁的钥匙，这一幕已然定格在古典学术史上。一个读不懂希腊文、手捧荷马史诗而望洋兴叹的人，如何能“杜撰”出两万多行的希腊文诗句？

　　再看所谓“再创作”。作者提到皮拉图（Leonzio Pilato，？-1366）接受彼得拉克的建议，将两部荷马史诗译成拉丁文，再由薄伽丘润色。作者说皮拉图和薄伽丘“不仅是重要的抄本发掘及收藏者，也是再创作者”（第23页）。但是“再创作”究竟指的是什么，始终不清楚。揣摩作者之意，似乎是说二人在翻译过程中对荷马的原文上下其手，夹带私货，用自编的新故事代替了荷马的旧传说。按说这算是一个重大指控，等于说，原本成型于周代的古书，一下子降格成了元明之际的伪作。可是证据何在呢？翻遍这本印得非常疏朗的书，也找不到一丝证据。但一无证据，二无分析，这些都不能阻止作者判定皮图拉和薄伽丘作伪。而他所能依据的，自然还是充沛的情感和超人的胆识。

　　没有受过专门学术训练，稍微一碰具体细节，就不免出错。比如，作者要证明皮拉图和薄伽丘篡改、伪造了荷马史诗，使得劣币驱逐了良币，于是便极力抬高这个拉丁译本的地位：“以后这个拉丁译本就被作为荷马史诗的基本文本，被西方大量转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本。至于现在中国人顶礼膜拜的荷马史诗则已经是经过第四道的中文翻译……”（第31页）这个相当粗糙的拉丁文翻译，竟被作者当成了一座独木桥，好像后世欧洲各国的译者舍此便没有其他出路一般。但如果我们看看西方近代几个著名的译本，比如查普曼和蒲柏的英译本，达西埃夫人（Madame Dacier，1654-1720）的法文本，哪一个译者还会捧着这个十四世纪的拉丁译本不放呢？至于说中译本是“第四道”，也不明何义，难道作者竟会以为罗念生、王焕生的译本是从英文本转译的？

　　这部三百多页的灌水书，仅凭个人好恶和臆测，便随意给彼得拉克、薄伽丘安上各种罪名。古人已死，不会从地底下爬上来，和活人对簿公堂。这时诬枉古人，毫无压力，也毫无风险。作者在书中像念咒一样，反复高喊这样的指控，把自己的心情和嗓子都喊痛快了。但是谬误重复一千次，并不自动蜕变成真理。作者处理问题的随意和轻慢，也并不说明他的观点不值一驳。看在书名中“考”字的分上，和作者较一较真儿，还是多少有些必要的。

　　荷马史诗是伪造的吗？

　　作者和荷马史诗最过不去，车轱辘话说了一大摞，反复说这两部口传史诗不是信史，还搬来十九世纪德国和英国史学家以为佐证。可问题是，谁说过《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信史”呢？谁会相信《伊利亚特》卷十四中，宙斯和赫拉真的在山顶上豪放地男欢女爱？谁又相信《奥德赛》卷十一中，奥德修斯真的沉入地下，作冥府一日游？不要说十八世纪之后，就是未受启蒙洗礼的古人，都你追我赶、忙不迭地质疑这些神话。前苏格拉底派的哲人和后来的柏拉图，虽都对荷马作道德鞭挞，但共同的前提是，均不以这些故事为实录。早期基督教就更不用提了，希腊教父对荷马的诅咒和詈骂还言犹在耳（试读一下Tatian）。作者先把无人相信的理论扣在所有人身上，说西方人和中国人都把夸诞的史诗当作了上古史，然后再义正词严地予以驳斥，这样的胜利也未免太过轻巧了吧。

　　荷马史诗是否伪造，只要读读版本流传、校勘的简史，就不难弄明白。如果嫌这些文献学的书太过专业，还有一种省事的办法，就是看看考古发现。作者忿然道：“有谁来给我说一说？”我倒是可以请出一位证人，那就是在埃及发现的古代纸草文献（papyri）。这些文物从十九世纪开始陆续出土，既有残篇断简，也有篇幅较长的纸草卷子。其中有平头百姓过日子需要写的借条、契约、往来书信，有学生的习字帖，也有识文断字的人抄录的高雅文学。单单在著名的奥克西林克斯（Oxyrhynchus）一地，纸草残片和卷子就出土了数千件之多。这些外观破烂不堪的历史遗物，足以给作者上一课了。

　　目前出土的古代典籍的纸草写本中（区别于公文、文书类），以荷马史诗的残片数量为最多。我们先用数字来说话。纸草学领域，过去有一部常用的工具书，是Roger A. Pack编辑的《希腊-罗马时代埃及的希腊文、拉丁文典籍写本编目》（The Greek and Latin Literary Texts from Greco-Roman Egypt，第二版，1965年，以下简称《编目》）。编者将誊抄有古代典籍的所有已知的纸草写本，按照古典作家的姓名和所抄写文本的章节数，全部罗列出来，并加以编号。所以学者提到某件纸草残篇，往往会注出Pack这部书中的序号。《编目》中著录的有名有姓的希腊作家，共占七十五页（16-90页），著录的写本共计一千五百六十六件。这其中，抄录有荷马史诗的写本就占了二十一页（49-69页），共计六百零五件（编号552-1156），占到写本总数的五分之二。这还只是截止到1965年的情况。英国古文书学专家特纳在《希腊纸草》一书中（E. G. Turner, Greek Papyri，第二版，牛津，1980年），说当时已经编辑过的荷马史诗古抄本和残篇已有六百五十件之多，这个数字肯定在持续增长。这些纸草写本的年代，最早的被学者定在公元二世纪，最晚的定在六七世纪。这可以说明在古代晚期，荷马史诗在埃及一地是广受欢迎的。

　　这些古代写本，大多是残篇，只保留下几行、甚至几个字。但是古文献的专家凭借哪怕几个字母，都可以确定书手抄录的是荷马史诗哪几行。另外，也有保存相对完整、抄有大段诗行的写本。比如，英国人佩特里（William Flinders Petrie）于1888年在埃及哈瓦拉（Hawara）一处墓穴中，发现了荷马史诗的纸草残卷，现保存于牛津的“饱蠹楼”。在Pack《编目》中，残卷的编号为616，抄写的年代定在二世纪，学界有时简称为“Hawara Homer”。虽是残卷，但从保存较完好的部分，不难看出原本抄录在卷子上的，是《伊利亚特》第二卷全文。这个残卷的最后一页，止于史诗卷二最后一行（第877行），书手在卷末还写有“《伊利亚特》卷二”字样，甚至还有校对者校读过后所加的记号。

　　另有几件保存相对完好的荷马史诗写本，值得介绍。我们只需翻翻一部出版于1891年的老书，就会有更详细的了解。之所以引这本老书，是因为如今网上下载非常容易，读者可自行查对。这本书标题是《大英博物馆藏古代典籍纸草写本》（Classical Texts from Papyri in the British Museum），编辑者是凯尼恩（Frederic G. Kenyon，1863-1952）。凯尼恩于1909年担任大英博物馆馆长，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最知名的英国古文字学家。所著《古希腊罗马的图书与读者》一书，已有极好的中译本，译者苏杰对他的生平有详细的介绍。编辑这本书时，凯尼恩还是写本部的助理，他将当时尚未披露的几部馆藏纸草写本做了详细的介绍，其中就列出了四件荷马史诗写本。比如，当时所知最长的荷马史诗写本（大英博物馆编号为126，Pack编号为634），是由英国人A. C. Harris于1854年在埃及发现的。这个写本的形制不是卷子（roll），而是册子（codex），共九页，每页对折，左上角装订的穿孔仍在。书手誊抄的是《伊利亚特》，始于第二卷101行，终于第四卷第40行。虽然卷二中，希腊和特洛伊英雄登台亮相的部分（Catalogue）省略了三百行，但只看抄在纸草页面上的，也有多半部第二卷和整部第三卷，加起来超过一千行。肯尼恩将这个写本的年代定在公元四五世纪之间（详第81-92页），但后来也有学者定在更早的三世纪。肯尼恩讨论的最后一部写本（大英博物馆编号128， Pack《编目》中编号为 998）是《伊利亚特》最后两卷，共保留了第二十三卷中的五百六十多行，以及第二十四卷中五百二十余行。就是说，这个写本为我们提供了古代晚期在民间传抄的一千多行的荷马史诗。

　　《希腊伪史考》的作者不是高呼“荷马史诗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伪作”吗？在立说之前，最好能先做初步的调研。如果想脚踏实地，甚至可以到现今的大英图书馆访一访这些卷子。若不明纸草文献的贡献，便没有资格对荷马史诗的传抄说三道四。当然，作者还可以祭出“阴谋论”这件法宝，谁也无权阻止他作下面的推测：由共济会资助的造伪高手，先雇人、雇船远赴埃及，购得生产纸草的原材料；再依老普林尼《自然史》中给出的步骤，加工出从十一世纪以来就已不见于欧洲的纸草；然后，将编造出的史诗文本秘密抄录于其上，并制造文字漫漶的假象；此后，再花钱雇人、雇船，千里迢迢，重返埃及，觅得几处穷乡僻壤，选择月黑风高夜，将整批赝品深埋于地下，并巧设标记，以为诱饵，吸引四百年后一群头脑简单的英国人来发掘整理。这就如同当年康有为所论，刘歆为辅佐王莽篡汉，不仅于古书多所羼乱，还私铸钟鼎彝器，偷偷埋藏各地，以欺后世。作者若能以康南海为榜样，揪出共济会里的刘歆，以自圆其说，倒是一个更加新颖、更加刺激的假说。

　　亚里士多德也是伪造的？

　　《希腊伪史考》的作者豪气干云，虽缺乏专业知识，却准备赤手空拳，推翻西方古典学问的大厦，打一个学术上的翻身仗。他不是质疑某部古代典籍，而是想一窝端，将全部希腊古书斥为伪作。按说这样的全称判断最容易推翻，只要随便找出一个特例，作者惊悚的论断就不攻自破了。上一节中，我找来纸草写本这样一位哑巴证人，证明荷马史诗的传抄渊源有自。但作者除了荷马之后，对亚里士多德也是揪着不放，所以这里只好再费些唇舌，在纸草文献之外，说说亚氏著作的流传。

　　为证明亚里士多德“只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传疑人物”（125页），作者引用了中文版《亚里士多德全集》主编苗力田的综述。苗力田撮述西方学者的论点，介绍了亚氏著作在早期的传抄和编辑。这个过程一波三折，很有些扑朔迷离，但苗教授并未遽然下判断，将亚氏所有撰述均斥为伪造（否则翻译中文版全集，意义何在？）。《希腊伪史考》的作者却拿着鸡毛当令箭，从苗教授存疑的口吻，一下子飞跃到取消亚里士多德的历史存在。为更好说明，我先简要追述一下这件事的原委。由于其中涉及的人物众多，所以无关紧要的人名我就先略去。这段故事的来源，是希腊地理学家斯特雷波（Strabo，约公元前63-21年）。在其《地理志》一书中（13. 1. 54），提到亚氏辞世时，将其藏书（应当包括自己的撰述和札记）和主持的学园托付给弟子泰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继承。此人死后，亚氏的藏书就被人带到小亚细亚的Troad。由于接手这批藏书的人不事学问，所以只胡乱散放在家中。后来，帕伽玛（Pergamum）国王为建图书馆，广搜天下图籍，这家的后人怕藏书被官家征走，就把这批书埋于地下。这样一来，书籍不免受潮，又被虫蛀，所以严重受损。再后来，这家后人将书高价卖给雅典的藏书家Apellion。此人试图修补，将稿本誊抄在新卷之上，但传写中间，文字上不免又增了更多的讹误。后来，罗马执政官苏拉（Sulla，就是平定斯巴达克斯起义的主将）于公元前86年攻克雅典，将这批藏书据为己有，并运至罗马。普鲁塔克在《希腊罗马名人传·苏拉列传》中又记，最后是逍遥派一位学者安德罗尼库斯（Andronicus of Rhodes）得到抄本，编定目录，并公之于众。以上就是这段故事的梗概。

　　讨论如此专业的问题，需要求助于专业人士。专治亚里士多德的学者乔纳森·巴恩斯（Jonathan Barnes）曾撰一篇长文，题为“Roman Aristotle”（载于他主编的论文集Philosophia Togata II，牛津，1997年）。巴恩斯对于上面这一段古代记载，做了穷尽的考证。学界一般认为，最后在罗马编定亚氏著作的安德罗尼库斯，做了大量校勘、编辑的工作，在历史上首次推出亚氏著作的定本，并直接导致了逍遥派学说在罗马的全面复兴。巴恩斯却证明，这位亚里士多德的大功臣，其实远称不上亚氏著述校勘整理的鼻祖。他的工作很可能只是简单的修修补补（加标题、分章节、疏通文句），而不是对勘不同抄本，然后完成真正意义上的校雠。和我们眼前这个话题相关的是，巴恩斯在文中梳理了西塞罗的全部作品，确定了西塞罗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究竟有何了解、熟悉到何种程度（46-59页），从而证明了在安德罗尼库斯开始着手整理亚氏著作之前，亚里士多德的重要著作已经通过其他渠道流传于学者中间，大家不必非要等到罗马版的《亚里士多德全集》问世。

　　如果《希腊伪史考》的作者想证明亚氏作品全是伪造，那么他也需要同时证明，现存拉丁文一切典籍中对亚氏的引用、总结、撮述也全是被西方的“刘歆”们阴谋羼入的。希腊和罗马血肉相连，牵一发而动全身。谁要想将希腊枭首，也必须要砍罗马的头。所以，我建议作者为证成己说，不妨采用更简单、更凶猛的做法，就是干脆宣布所有拉丁文献也是伪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斩尽杀绝，从而将西方古代所有载籍夷为平地，变成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到那时，再妄诞的理论都不愁没有立足的空间。

　　“学术义和团”的焦虑

　　这本书拉拉杂杂，啰里啰嗦，但其独到之处可归纳为两点：把西方古典传统批倒批臭，再踏上一万只脚，这就是《希腊伪史考》的主题；不拿证据，不讲道理，这就是这本书的方法。

　　书中有一篇一页半的博文，题为“疑古不要只疑中国”，可算是对作者的创作心理最好的诠释。作者以为，既然顾颉刚可以怀疑中国古史和古籍，那我们为何不能怀疑西洋古史和古籍呢？“无脑一族的不少中国精英只会怀疑中国古史的一切，对矛盾百出千奇百怪的希腊伪史则始终深信不疑”（79页）。因为不满国人对自家历史的怀疑，于是在缺少任何知识储备的情况下，就硬要去怀疑西人的古史，这多少有点像是小孩子赌气。作者仿佛说：你们自甘堕落，抬高西方，那我就要把西方毁给你们看！这样可爱的愤怒好像是作者主要的精神动力。所以，作者要“通过疑洋人之古而颠覆西化精英们创造的迷信，是老顽童闲暇之一乐”（97页）。作此书的目的，“不为其他，只为找寻真相，戏弄西化精英并博智者一笑。也让西人知道中国人还并非皆属无脑一族”（101页）。这“一笑”和“一乐”，说明作者很戏谑、很欢乐，但是要真想让西人知道国人并非“无脑”，这本书只能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对西方学术宣告胜利，有两法。一种是深入西方学术腹地，然后以严谨的学术、充足的证据、理性的语言，将人家批驳得体无完肤，哑口无言，让老外输得心服口服，不得再藐视我天朝上国。这件工作，若假以时日，不见得就没人能完成。这是笨办法，也是讲理的办法。还有一种巧胜法，便是作者的招式：不看书，不学习，不和人家真正过招，将臆造的理论如同符咒般念动上千次，然后直接宣布自己的胜利。这样的胜利来得太容易，自然也很廉价，它拼的不是学识和学力，而是胆量和张狂。指望毕其功于一役，又没有练得硬功夫，便只有在新时代活学活用精神胜利法了。

　　何新先生坚定地认为，西方伪造希腊历史的幕后黑手是共济会，而且这个“境外势力”已早早干预了我国内政。可怜的胡适，被作者册封为“共济会的中国门徒”（96页）。据作者称，这位胡骨干发展了他的下线顾颉刚，策划并制造了“古史辨”运动，否定了中国的上古史，沉重打击了国人的自尊自信。如此精彩的故事，想必会引来小说家的注意。但是，我还是执拗地想再问一句：证据何在？如何证明胡适是共济会中国分舵的堂主呢？共济会给他的委任状也罢，派遣证也罢，密电码也罢，好歹也应举出一两样证据，以作为呈堂证供。可惜我们的作者永远在指控，却永远不能举证。

　　《希腊伪史考》的论点，因为没有任何论证，所以连荒谬都说不上。书中暴露出的，不仅仅是无知，还有更惊人的狂妄和虚矫。面对这样一部蛮不讲理的书，其中数不清的车轱辘话、专业知识的硬伤、西文拼写错误、逻辑不通、排印错误等等，都可以忽略不计了。但有一处，最后还是想提出来说一说。从正文第一页开始，一直到最后一页，所有“印度”、“印欧”之“印”字，都被一神秘记号取代。这个字，字典中不收，连“字”都称不上，恐怕只能称为“符”。它是左右结构，左边是一小横，右边是偏旁“卩”。这个“符”反复出现，贯穿全书，赋予这部毫无结构可言的随感集一种独特的连贯性。连“印刷”的“印”字都印错了上百次的书，居然还能印行，这实在令人称奇。不知道这又是哪个秘密帮会在作怪。

来源：叙拉古之惑公众号

（2017-1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