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存昕：我知青生活的收获总结起来就是三个字--承受力。兵团长时间的生活，是磨难，也是考验，它能增加人对人生的理解能力和承受能力，这对于我演戏尤其重要。比如割麦子，北大荒的田垄长得望不到头，你得一垄一垄、一刀一刀地割，那腰累得像折了一般地痛，至今记忆犹新。直到现在，我总觉得我演话剧就像割麦子，一天一场戏，八九百观众，几十场、上百场演出才几万观众，目标很远，但你必须一步一步往前走。当然，这种能力不仅让我能够面对困难，也能够面对荣誉。返城后我第一年就在空政话剧团入了党，而且年年受嘉奖，但我能保持心若止水，始终踏踏实实演戏、踏踏实实做人。

　　还记得当时参加架线营，架设通往虎林珍宝岛的第三条国防电话线路，一架就是两个多月。沼泽地那么厚的冰用镐刨开，用砂轮打磨锋利的铁锹连泥带水带草根挖出一米多深的坑，杵上线杆再和着泥水埋上，一天的活就干完了。穿棉衣干活不方便，因为一干活全湿，索性干脆穿绒衣绒裤干，干完之后爬上来忍着寒风换上干的棉衣棉裤回营地。回家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抢位子，用汽油桶弄的炉子烤，不烤干的话第二天就只好湿着穿。白天干活，晚上还要轮着站岗。站岗的人当晚发一支枪，两颗子弹。守着一堆火，狼就在你的周围。它们是闻着食堂的肉味儿来的，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夜深人静，仿佛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睡了，只有我一个人保卫他们，就有一种自豪感，觉得这就是保卫祖国。

　　不怕苦不怕累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底色，至今这种朴素的情感一直影响我。现在我身上各种名头身份很多，但让我特别看重的是慈善家身份。吃过苦的人，不能忘记有苦处的人。

濮存昕的知青生活

濮存昕：我一直相信一句话：一个人，总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时候。每一个人的成功，一定都是从失败开始的，都是经过学习、锻炼、犯错，经过自己对自己不放弃、不甘心的努力而达成的。

　　我是戏剧家庭出身，又是人艺子弟。年轻的时候，能像父辈那样在舞台上演戏，就是我的理想。其实我的人生是不顺利的。小学六年级的时候碰到停课，一年中学读完后就下乡了。后来好不容易回到了北京，可是北京没有我们的位置，那时候没有那么多就业机会。我最初是到街道工厂做些类似糊纸盒的工作，基本是在待业。那时候我已经24岁了，却无事可干，当时心里很灰暗。

　　后来终于考上了空政话剧团，从1977年的夏天起，我成为了一个专业演员。可是我起步太晚了，当时我妈说，你怎么总是那么忙啊，你在家多待一会嘛，可是我总觉得时间不够了--我要追，我要赶。在空政话剧团，我想有机会了，可是没有，那个时候我也不出色，每次导演挑演员的时候，目光在我脸上从不多停一会。后来我被蓝天野老师力排众议调到了北京人艺，但我演得并不好，令蓝天野老师有些失望，他特别为我着急。我始终记得，有一次，恰好排练场有一块道具石头放的不是地方，他就一脚踢过去，没踢开，反而把他的脚踢疼了。一个人在那儿倒吸凉气，那是真发火，可想他有多着急。

　　好长时间内，我都是个蹩脚的演员，但几十年来我一直演出、演出、再演出，一点点进步，始终不放弃，才一直到了今天，成为了别人眼里的成功演员。所以说千万别想一下就能成功，不能着急，但是不能松劲，不要甘心，要做到永远努力，成为享受努力过程的人。要相信功夫不负有心人，天道酬勤。

濮存昕和老艺术家蓝天野

濮存昕：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的大会上提出，文艺工作者应该做到“四有”：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总书记对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四有”要求，为我们文艺工作者提供了重要遵循、指明了方向。一个艺术家的胸怀、气度、学养、才情，必然在文学艺术作品中体现出来。有正气、有大义，就不会缺乏担当意识、责任意识、为民情怀，就不难创造无愧于时代的伟大作品。

　　我没有上过艺术院校，但在与艺术大家们的交往中，我学会了北京人艺每个老艺术家对于艺术认真的态度、他们的人格魅力，包括怎么去演话剧。老艺术家朱旭老师曾经一句话道破表演天机：演戏，别演戏，演人；说词，别说词，说意思。他还给我讲过一件事，鼓曲大师骆玉笙给电视剧《四世同堂》录主题曲《重整河山待后生》，第一句是“千里刀光影”。两遍录完以后，乐队起立给骆玉笙先生鼓掌，骆玉笙坚持要听一遍录音，但剧组跟她说录得很好，不用听了。后来电视剧播出了，骆玉笙听到后，一拍大腿说：“坏了，我把‘千里刀光影’的‘影’，音给唱倒了，唱成第二声了。我说让我听一遍吧，他们不让，我对不起观众啊！”朱旭老师讲到此时，落了泪。老艺术家们对艺术的孜孜以求和认真态度，令人钦佩感动。

濮存昕接受本网专访

濮存昕：演员就是用演出把自己的时间填满。演员是饭碗，就是要服务社会。端着这个饭碗，就得小心翼翼，把责任心装在里面。端着这个饭碗，就别想着其他的饭碗。若是还没演两下，就想着玩、想着享受，那不是我认同的演员。

　　做演员就要认真做，不止把它当成一个职业。郭沫若在《蔡文姬》那戏里写了这么一句台词：“文姬夫人你是在用你的心血，在用你的生命在歌咏，在弹唱胡笳十八拍。”那么作为一个演员，在表演的瞬间，你是在用你的生命、你的心血吗？其实一个演员在舞台上最精彩的表演，应该是能让观众感觉到是你生命的一种表达。你用生命在做表演的时候，不可能不被关注。但是如果你只是把它作为一个职业在完成任务，应该不会太精彩。

　　一个演员，只有具备了在舞台上表现生命的能力，才不会觉得演戏是一件辛苦的事。当演员把在舞台上的演戏看作是一种生活而不是重复、不是需要技术支撑的事情，那么就会在艺术创造的过程中找到真正的生活。一个演员如果找到了一种正确的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去演戏，那么就会乐此不疲，内心得到满足，更不会觉得辛苦。我喜欢的宋代云盖法师有一首诗：“一年春尽一年春，野草山花几度新。天晓不因钟鼓动，月明非为夜行人。”太阳的升起并不是因为敲钟，没有夜行人，月亮也一样会亮。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都是为了热爱而去做事情，只有热爱，才能让除了这之外的其他事情退而求其次。就如我是演员，我必须倾尽全力为表演而生。

濮存昕接受本网专访

濮存昕：应该说大部分的作品，都是我特别喜欢的。对于我来说，每创作一次角色的过程，都是一次提升，让我得到了修养。比如李白，在中国人的心中，说到古代诗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李白。他那么接近老百姓，有那么多脍炙人口、传诵至今的诗词。第一次演《李白》是1991年，那时候我三十八岁，浑身是劲儿，但一场下来，就觉得很累，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还处于努力去演的阶段，精神紧张，尤其是朗诵“朝辞白帝彩云间”那几句，不喊觉得对不起观众，一喊又喊哑了嗓子。后来到了2003年再演李白，年龄长了十二岁，这种情况反而没发生。人生的经历多了一些，越来越能理解李白。他空怀报国之志，却蒙冤入狱，被贬夜郎。他以囚徒之身嗟叹“蜀道难”，又在白帝城被赦后放歌一曲“朝辞白帝彩云间”。身世之坎坷浮沉，是历朝历代中国多少个文人的缩影？而精神世界的开阔与浪漫，又是多少文人渴望达到的境界？我想，李白是穿越时空的，他就蛰伏在每个人的心中，只等命运将他唤起。当理想在现实中碰壁时，我们就会和李白相遇，想到他在庙堂与江湖间的徘徊，想到他的放浪山水与纵情诗酒。

　　鲁迅也是我生命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如果我们了解他所生活的空间和时代的话，我们就能明白鲁迅先生的情感，他的痛苦在哪里？他为什么孤独？他在北京大学演讲的时候说道：真正的知识分子，真正的知识阶级应该是“精神界的战士”。他是一个战斗者，向愚昧，向落后，向无知，向伪科学，向一切罪恶宣战的战士。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典范，让我们看到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他们的忧患意识。“吾养吾浩然之气”，要演好鲁迅这样的人物，演员的胸中也是要有点儿“浩然之气”的。

　　我们这个国家是热爱艺术的国家，作为一个演员，我很庆幸生在这个时代。我小学六年级之后，只有过一年的中学经历，我的学识都来自我的戏剧，来自阅读大量的文化典籍。对于我来说演鲁迅、演李白、背诵唐诗宋词，使得我的生命品质与20岁以前完全不同。

话剧《李白》剧照

濮存昕：什么是“工匠精神”？“工匠精神”代表着一种时代的精神气质：坚定、踏实、精益求精，注重细节，不惜花费时间精力，孜孜不倦。这里的“踏实”“精益求精”“注重细节”“孜孜不倦”等，都可以说是文化艺术的本质、品质和属性。

　　“工匠精神”首先意味着精益求精。我始终记得，京剧大师李少春老师说，别人使劲问他表演经验，他说：第一，我每次表演都是真的，排练的时候都不“汤”，不敷衍了事。第二，每次演出前或者到一个新场子，吊嗓子时，都要把每一个座位看一遍，心里知道每一个观众在怎样的角度看他，能不能看明白。这样的艺术家心中装着观众，他每一次演出，每一次新的创作，都是最负责任的、最喜欢的。好的演员应该是这样。

　　除此之外，“工匠精神”还意味着在生活深处的浸泡与淬炼。大凡能工巧匠，无不出自坊间。天长日久的锤炼，与生活细节处的琢磨，往往是精熟技艺必不可少的条件。文艺创作也是如此，还是要像工匠那样扑下身子，沉下心去，反复敲打，在生活的启示中寻获文化与艺术的馈赠。焦菊隐先生50年代导演《龙须沟》，为什么会带着演员观察生活近一年，实际上是要完成对生活的总体认知与体会。我最初演《白鹿原》时，是有点纠结的。白嘉轩是一个非常开明的地主，他身上承载了上下五千年的农业文明，就是这样一个厚重的人物，我演的时候心里没底，我的模样怎么像白嘉轩嘛？白嘉轩是要说陕西话，陕西方言我也不会。当时实在没辙，不仅是我，其他演员，包括林兆华导演，大家心里都没底。5月，林兆华导演带着我们剧组去陕西体验生活--去看老套院、大宅门，去看塬上和西安的空间关系，四处托人找老农民座谈……灵感始终却没有出现。五天体验生活，眼瞅着到了最后一天，陈忠实安排剧组去听秦腔。5月的塬上，热气蒸腾，很多人累得直打瞌睡。一帮农民唱起了老腔，所有的人耳朵就立起来，头发也都立起来了。林兆华就坐在我的斜对面，回过身，跟我说：“濮哥，有了。”这个戏表现形式的“魂”，在那一刻找到了。不去当农民，不去体会农民的生活，农民说话时那种“杠杠”的底气，光靠演，是演不出来的。

　　我想，今天我们提出文艺工作需要“工匠精神”，就是对文艺工作价值、精神和尊严的坚守和敬畏。在一个文化底蕴厚实深沉的社会里，文化艺术所有的表现形式，应该是代代累积沉淀下来的习惯和信念，应该对价值和秩序有所坚持。

话剧《白鹿原》剧照

濮存昕：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只有走向群众、服务群众，才能繁荣兴盛。这些年来，戏剧之所以成为影响力越来越大的艺术形式，就是在群众中演出来的。对我们戏剧工作者来说，人民就是“座儿”，演得好不好，“座儿”说了算。戏剧工作者要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创作和演出的最高准则，自觉深入生活、扎根群众，直面时代要求，心怀人民情感，了解人民愿望，把人民对幸福生活的追求视为自己的追求，感知时代的体温，触摸时代的脉搏，将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艺术化、审美化，创排出彰显中国精神与时代特色的优秀剧目。

　　曹禺曾在《群众是我们心中的圣人》一文中写道，我们“尊重群众，尊重人艺之友的呼声，因为你们在我们心中才是圣人，真正的圣人。”为人民创作，把观众视为师友，为戏剧艺术源源不断地培养观众，是北京人艺牢固与戏迷纽带的关键。在人艺，一个优秀剧本要成为舞台上的经典，不知要经过主创者和观众们多少次打磨。老舍先生的剧本都被“枪毙”过。《茶馆》一开场经典的“八张桌子”是当时北京人艺副院长焦菊隐的精心安排，剧本流畅清晰的结构来自于老舍与焦菊隐的反复修改。

　　因此观众知道，这儿的戏有保证，愿意买票来看。人艺靠着这些观众生存到今天。现在，我们需要吸引新一代戏迷，这一代年轻人不同于旧时，作品过硬，他们会鼓掌。若作品不好，他们会摇头。所以我们得知道要给观众展现什么样的好作品，把戏演好了，自然就有影响力。

话剧《茶馆》剧照

濮存昕：北京人艺虽然是北京的一个剧院，但我们应该承担起国家剧院的责任。从创立之初彭真市长建议我们的名字为“人民艺术剧院”开始，我们的宗旨始终是追求文学品质，演出人民爱看的剧目，做人民剧院、艺术剧院。要有文学性、人民性，这个本质的东西不能变。

　　什么是文学性呢？就是要坚守文学剧院的品质，要有思想的光芒。话剧是把文学立体化、形象化，不能离开这点。有生命力的艺术作品，它一定是对社会、对人性的深度思考。就像《鲁迅》里的那句台词，知识分子是可以从天上看到深渊的。我们今天所有对文化的忧患，实际上就是害怕文化的没落，害怕真正好的品质的消失。因此，公益精神尤其要体现在像我们这样的文学剧院上。

　　人民性刚刚已经说过了，就是观众得进来，没有观众就没有这个剧院。几十年来，经济效益最大化从来不是北京人艺的目标，致力于让老百姓走进剧场，才是我们的思路。这些年，北京人艺为了让百姓买得起票，票价不能太高。我们还坚持了10多年学生公益场，深受学生欢迎。一些叫好又叫座的戏，提前3小时学生就排起长队。文化和文艺是要有公益性的，对社会要有担当。

　　剧场是老百姓提高文化修养，陶冶精神生活的地方。剧场是可以改变一个城市性格的，城市的晚上，人们饶有兴味地在剧场观看演出，体育馆灯火通明，电影院在放映电影，也有人在欣赏歌剧，会让这个城市更有温度。

　　所以我说文艺应该成为百姓精神生活的伊甸园。正因为肩负着这种使命，我始终认为文艺是公益事业。当然这并不代表应该回到政府包办的老路。我们要用市场化运作，呈现能让观众花得起、又愿意为之消费的文化产品。形成能维持运转的良性循环，这才是健康繁荣的文艺市场应有的链条。

濮存昕接受本网专访

濮存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一个重要论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中的一个突出体现是文化产品供给与需求的矛盾，人民的文化需求快速地增长，质量要求越来越高，而文化产品的供给上却存在着不平衡不充分。事实上，中国的发展，已经到了必须关注文化元素的历史阶段。文化创造美好，美好需要文化，在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中，丰富的精神食粮不可或缺。

　　像总书记所讲，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优秀文艺作品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创造能力和水平。国家对文艺工作高度重视、大力支持，我们也必须有责任感地创作再创作，演出再演出，把一道道“精神食粮”奉献给观众。在艺术创作过程中，我们应当有“大情怀”和“正能量”。“大情怀”就是指无论何时，都要始终把社会效益、价值引领放在首位，引导人们努力实现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个体经历与时代大潮、个体情感与集体情感的同频共振，注入深沉大气的家国情怀。“正能量”就是指无论何时，都要始终坚持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激励人们向上向善，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让温暖、感动、阳光、正气充盈我们整个社会和精神世界。只有创作出触及人的灵魂、引起人民思索和产生审美共鸣的作品，才能称之为无愧于新时代的优秀作品。

　　现在北京人艺坚持每年有400多场演出，我们希望，凡是走进剧场的观众，就能享受到一场文化盛宴，感到物有所值。

濮存昕接受本网专访

濮存昕：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学艺术的发展都是在继承前人基础上，靠创新、创造焕发艺术生命力的。社会发展是波浪式的，所有的东西都有起和伏，文化也不例外。传统文化曾经被我们遗失过一段时间，现在我们正在恢复。想想我们读的那些古诗词，我们的文化原来是那么的简洁，一字可以多音、多义、多形，从三言、五言到七言，一直到宋词的长短句，到后来以这个为基础，出现了杂戏、明清小说，有了我们今天文学的形成。这么美这么好的文化，我们必须传承下去，并且有所创新。

　　当然，创新不是一定要标新立异。一直有人在问，人艺为什么老戏演了这么多年还在演，为什么不创新。我说，观众可能五年一拨、十年一拨，但那些让人向好、向善的老戏，我想让年轻人一拨一拨地看下去。北京人艺现在有保留剧目制度，50、60年代初老前辈演过的优秀剧目，我们接过来了，今天让年轻演员去演。我自己就学了很多老戏，于是之老师的《杨家将》我接过来了，刁光堂老师的《曹操》我演了，甚至林连昆老师、蓝天野老师的戏我也接过。传承和创新本身就是一体两面。传承不是重复，是我们用这个时代的精神和文化态度、这个时代对人性的思考，来对经典作出我们的解读。任何一个传统戏，站在台上，即便你的一板一眼全是前辈的，只要你有自我性情的流露，把自己的感情、理解摆进去了，解读出新意，这也是创新。坚持传统也好，勇于创新也好，说到底，所有的作品都离不开人，离不开对人的深刻理解和艺术的表达。

濮存昕朗诵老舍先生的《宗月大师》

濮存昕：文化来自历史、面向未来，是社会发展的精神根基与灵魂支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把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提，“四个自信”的提法体现了文化自信是国家兴旺发达的重要支撑。党的十九大报告在谈及文化自信时，也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化自信之于国家民族的发展，作用不言而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我深感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现实意义。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今天，在物质文明发展、经济振兴的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战略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与发展方略，指导我们以更高的历史站位、更坚定的文化自信、更坚实的生活基础，去开展文艺工作。这些年，我们深刻地感受到，文艺工作者必须坚持文化自信，让自己的本事能发扬好、传下去，受到当代观众的喜欢，在世界发出中国声音。

　　说说我感触比较深的一件事。我们看过全世界最优秀剧团的演出--我们剧院每年都做邀请展，我们也会出国学学看看。有一天突然发现，我们好像不差。我们有好的戏、好的曲牌、好的声腔，即使我们到戏剧历史比我们更悠久的国家去演，像百老汇、英国爱丁堡、俄罗斯、德国等，他们也由衷地为我们喝彩，因为这是中国的。当我们站在西方人的舞台上自信地表达自己的角色时，同时也表现出了中国人的生命自信和民族气质。人们看到好的演出就会敬佩那个国家的整体文化。他们看到了，这是中国人对戏剧的认识，对自己生活、文化的认识。这时，我们收获了文化自信。

　　深刻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文艺思想的伟大时代意义，我们要在平时的演出中做好贯彻和落实，使文化自信成为戏剧艺术发展的底气、发展的动力、发展的使命和责任。

濮存昕：文化自信先要有文化自觉，这种自觉是一种文化修养--必须知道我们的姓氏、我们的DNA，也就是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今天我们谈到这个话题，纵向看，中国是千年文明的古国，有悠久的历史、繁荣的文化；横向看，世界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精彩、独到的文学艺术，有的传统，有的当代。我们应当用历史的、世界的眼光来认识目前所处的时代坐标--我们有过去，我们有当下，我们才能走向未来。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是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中走到今天的。

　　如果我们的积淀不深，如果我们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当下世界的文化了解不够，那么我们的自信就会是欠缺的，我们面对的未来是不具体的。所以说，这就需要全民一起学习、阅读。当我们真的成为一个阅读爱好者之后，心胸、情怀、眼界，还有学识都掌握了，才敢说我有一定的自信了。老人们常说看人要看“后劲儿”，我们的“后劲儿”就是文化，用传统文化的底蕴滋养人的底气。

濮存昕接受本网专访

濮存昕：我是在剧院长大的孩子，很小就似懂非懂地看戏，很早就知道“戏比天大”的道理。这是从我当演员的父亲身上体验到的，父亲的为人处世、对于文化的追求，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他1946年加入中共北平地下党，后来就在革命和进步话剧战线上奋斗。在我姐姐下乡前的家庭会议上，父亲要求我们，要有政治追求，要追求进步，鼓励我们要入团，要写入党申请书。我当知青的时候，参加业余宣传队，写宣传稿，编小剧目，寄给我父亲看。这方面，父亲对我要求很严格。他常把我信中的病句、错别字标出，再寄回来。有一回，我因为想介绍自己的生活情况，把连队伙房、营房位置画出来，父亲还在回信中劈头盖脸批了我一顿，说，你那里是祖国的边疆，备战那么紧张，怎么能在信中暴露连队的方位图呢？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养成规矩，直到后来演戏，一直要求自己做一个有讲究的演员，为观众奉献可看、可品、可赏的表演；尊重自己在观众面前的每一次亮相，不能辱没自己的行当。

濮存昕：这是我们国家的一种家族文化，我感觉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留下的一些家谱之类有文字记述的东西。我家也有家谱，里面名字的排序是十六个字：“世守贤良、思存方正、敬承德荫、克振家声。”每个字都是有深刻含义的。我家祖上还留有一枚闲章，现在传到我这里，叫“清白吏子孙”。意思就是不用给子孙留财富、留官位，只留下清白的名声，这是给后代留下的最好财富。清清白白做人，这是祖上对待名和利的态度。这五个字也是我家的祖训，对我们家族有很大的影响。作为清白吏的子孙，我们怎么能亵渎祖宗留下的清白呢？所以做任何事都要三思，不忘祖宗教诲，就是延续良好的家风。

　　家族文化的另一方面是在家庭生活中，无形中透露出来的眼对眼、话对话的传承。传承来源于先辈的为人处世，这是在日积月累之中潜移默化影响后代的。做出好样子就是无形的教育，就像阳光、空气，你平时不会注意到它的存在，但它却养育着你、滋润着你，这比刀劈斧砍更有力量。

濮存昕家传下的“清白吏子孙”印章

濮存昕：党的十九大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无论是作为一名从小就想当演员的文艺工作者，还是作为一名近四十年党龄的普通党员，我始终牢记这句话。

　　我们知道中国话剧诞生之时，便是李叔同、曾孝谷、欧阳予倩等爱国志士为浙江洪灾赈灾义演而聚集到一起。上个世纪初，中国的话剧曾叫作文明戏，顾名思义，就是用文明的思想、感情、故事和人物角色感召身处落后贫穷的国人。抗战期间和解放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解放区和国统区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都为反抗侵略、翻身求解放作出过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文艺路线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文艺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这近百年的中国话剧发展史让我们今天明白，我们当代戏剧工作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要明确人民需要艺术，艺术属于并服务于人民，就是要当好演员，当有水平的专业戏剧人，继承中国话剧的光荣传统，创作艺术精品剧目，为文化素质和艺术欣赏水平不断提高的广大观众服好务。这是党的需要，是国家的需要。我们要努力修行自身，提高技艺，不辱传承之使命，不忘当个好演员的初心，不误短暂的艺术生命，不辜负观众的期待，我想这就是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今天我们的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也是这样，必须要时刻牢记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每一个党员都应当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只要始终坚持把人民放在第一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以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的扎实成效取信于民，我们的党就有未来，有希望。

濮存昕题写寄语

濮存昕：修合无人见，行善不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