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娱乐界，惯于把性格女优按气质分类：一类是岛国型美女，一类是大陆型美女。因“地利”的缘故，前者多多，后者寥寥。而大陆型美女，又被一分为二：欧陆型和亚洲型。前者的代表，是深目隆鼻、长脸匀整、体格壮健的原节子；后者则是眼角上挑、顾盼流波、小巧玲珑的李香兰。而原、李二人均出生于1920年，是活跃于昭和前中期的影坛“姊妹花”，无论个人自觉与否，其不世出的形象和气质，在从影之初便被政治化，成为被特定时代意识形态化了的审美符号。1937年公映的日德合拍影片《新土》，原节子饰演的光子作为“侍之女”，习剑道、说德语，婚后与丈夫辉雄抱着襁褓中的孩子奔赴“满洲”，在持枪的日本兵的保护下，驾驶着拖拉机开垦“新土”，挥洒汗水。显然，世界被人为地切割为对立的两极——“脱亚入欧”的日本及其盟国德意志，在“野蛮”的土地上播种“文明”；而李香兰作为日本国策电影公司“满映”的台柱子，则被包装成谙熟日、满、汉三种语言，能歌善舞，兼具“满洲”邻家女孩和“大和抚子”双重美德的“日满亲善”、“五族协和”的理想化身。

原节子

不过，就李香兰而言，彻底明白这个道理，要到日本战败，被遣返回国，弃用“李香兰”的名字，恢复使用本名山口淑子之后。1920年（大正九年）2月12日，淑子作为家中的长女出生于奉天（今沈阳）近郊北烟台。前一年，北京刚爆发了“五四运动”。出生后不久，全家前往抚顺。祖父山口博是士族出身的汉学者，父亲山口文雄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生于佐贺县，自幼在祖父的熏陶下修习汉语。日俄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1906），来到憧憬已久的中国，先在北京的汉语专门学校学习。山口文雄身材颀长，一表人才，颇有学者风度，人既聪明，勤奋，情商也高，很懂“江湖”。在北京期间，便广交中国朋友，并与一些实力派人物拜把子，后经友人介绍到“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任职，在抚顺煤矿教日本职员汉语和中国事情。母亲石桥爱比山口文雄小五岁，生于福冈县，毕业于日本女子大学，是那个时代少有的知识女性。二人在抚顺相识并结合。

父母极其重视教育。淑子上幼儿园时，便开始从父亲那里接受一对一的中文教育。除此之外，还学习小提琴、钢琴和七弦琴。她在回忆录中写道：

在‘满铁’，为与中国人沟通，员工必须学习中文。据说，未获得中文审定资格者不能成为正式员工，而且资格越高，薪水也就越多。父亲每晚都要教授“满铁”员工标准汉语和北京官话，我则夹杂在一大群表情认真的大人中间，独坐一隅，是教室里唯一的小孩。

从这里，亦能看出，日本通过国策公司“满铁”实施的对“满洲”殖民，实际上是一项有计划、有步骤的长期“国策”，而非一时的权宜之计。笔者以前就职的日企公司，有一位家族在当时的“满铁”高层有诸多人脉的日本高管。他告诉我，战前的“满铁”，确实是“理想主义”之地。东大法学部毕业的精英，面临三个志愿，分别是：大藏省、“满铁”和三井物产。

“满洲事变”[1]后，东北的抗日分子袭击了抚顺煤矿，遭日军疯狂的报复，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平顶山惨案”。该事件给山口家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影响。淑子亲眼看见宪兵把一个中国苦力绑在松树上，然后大声审问。“宪兵暴跳如雷，但他还是不开口。宪兵的吼声越来越大，但他避开宪兵的视线，仍然不予理睬。这时，宪兵突然把手里的枪倒过来用枪托狠命向中国人的头上砸去。我急忙闭上了眼睛。等我睁开眼睛时，已经打完了。只有那枪托抡起时在空中划出的巨大的弧线深深印在脑海中……我呆呆地站着，陷入了一种错觉：这是一场噩梦，眼前的景色，不是与以往的早晨一样吗？宁静，和平……我从家里跑出来，妈妈在背后喊我，但我却一溜烟向广场跑去，松树的根部有一滩血。妈妈追上来抱住了我，我在妈妈的怀里大声哭起来。”

文雄因为中国朋友多，竟被怀疑“通敌”，遭到宪兵队的拘留审查。后虽然得以澄清，一家人已无意继续留在抚顺，遂于1933年迁居奉天（沈阳），借助在文雄的拜把兄弟李际春将军侧室的宅子里。“二夫人原来只住了三层楼房的一角，我家搬来后与他第二夫人同住。楼很大，两家人住着还绰绰有余。李将军不收房租，只是叫我们照料一下他的夫人和佣人。”二夫人是“满洲”人，家境不错，说一口地道的北京话。但显然很孤独，为了对文雄一家与自己同住表示感谢，开始教淑子北京话。作为一个日本人，淑子生平第一次窥见多妻制大家庭的堂奥，对一些中国传统文化既感好奇，又嫌恶：

有一天，她一个人在屋子里，把我叫了进去，给我看她那新月形的小脚。整个脚已经萎缩，脚趾显得很长，整齐地排列在一起，紧紧贴在脚掌上。她好像可怜那只脚似的，用手抚摸着。

正是在李际春将军家，淑子被认作干女儿，取名“李香兰”。此时，淑子断不会想到，这个名字后来竟会给自己带来宿命般的种种：

就这样，我有了一个中国名李香兰。这三个字的音乐般的声韵和香与兰的美好内涵，恐怕只有中国人才能理解。第二年，我用李香兰这个名字登上舞台，成为歌手，进而又成为“满映”的女演员走上银幕。有人说这是关东军为了把日本人当成“满洲人”演员而故意编造的名字，是不符合事实的。

在奉天，淑子生了一场肺病，不得不休学半年，在家静养。养病期间，给她极大安慰的是犹太系白俄闺蜜柳芭·马诺索菲·古丽奈茨，二人结下了终生的友谊，柳芭成了她的救命恩人。正是在柳芭的建议和安排下，浸润型肺结核痊愈后，为锻炼呼吸器官，淑子开始跟一位俄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学习声乐，无意中成了日后走上歌坛，又由歌坛走上影坛的契机：“满洲国”成立后，淑子在奉天放送局以“李香兰”的艺名录制了十余首从中国民歌和通俗歌曲中整理出来的“满洲新歌曲”。与此同时，她的中文进步神速，“我取得二级翻译资格后，父亲想按照他的人生设计，叫我去当政治家的秘书。他与李将军商量，决定叫我到他们的朋友，住在北京的政治家潘毓桂那里去留学[2]”。1934年5月，淑子只身乘火车进京。“黎明时分，列车到站，北京晴朗的天空湛蓝无比。”

潘府位于西城的劈柴胡同，气势恢宏，两房太太，十个子女，加上家兵和佣人，统共一百多人，隔壁住着大画家齐白石。如此，李香兰又成了潘毓桂的干女儿，“潘先生为我取名潘淑华，我和与月华、英华两位干姐姐共住一个房间”，一起就读于北平翊教女子中学。

北平的“留学”生活给淑子留下了永难磨灭的温暖回忆：从当时对公众开放的中南海公园到劈柴胡同早晨的鸽哨；三姊妹听到鸽哨，起床洗漱后，向父母请安，然后一起策马穿过朝雾中的胡同，去北海公园吃早点……淑子感到了一种文化身份上的变化：“在北京留学三年，我已经完全变成了中国人潘淑华。除了回奉天探亲之外，几乎没有机会接触日本人。”

她甚至参加过一次学校的反日爱国集会：那是在中南海公园的一次野餐会。同学们中有一位抗日宣传员，他先是讲了一番“形势与任务”。接着，话锋一转，问道：“日本制造了一个伪‘满洲国’，现在又向北京逼近。假如日本军人侵入北京，诸位怎么办？”大家纷纷表态，一时群情激奋。终于轮到潘淑华发言：

“我……”我语塞了。“我，站在北京的城墙上。”这不是我深思熟虑的话，而是瞬间想到的。当时的心情，我只能这样说。我站在城头上，从外向里攻的日军的子弹和在城里向外打的中国人的子弹都能打中我，我可能第一个死去。我本能地想，这是我最好的出路。

在潘府，淑子照父亲的嘱托，学做政治家的秘书。潘毓桂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宋哲元委员长麾下的政务处长，后任天津市长，家中经常有宋哲元、王克敏、吴佩孚等大人物来访。潘怕谈话内容泄露，“里面的正房不许佣人出入，照料他们只有东娘（潘氏的正夫人——笔者注）和我们三姐妹”。淑子学会了为客人烧烟泡。但她毕竟是“文明的”日本人，在她看来，“连潘氏这样的要人都染上了吸鸦片的恶习，成为瘾君子，令人愕然。我还记得东娘自己吸一口烟，之后把烟吹到九岁的小儿子嘴里的情景”。

就这样，淑子通过先后在奉天和北京的两个中国上层家庭的生活，耳濡目染，完成了从山口淑子到“李香兰”、“潘淑华”的蜕变。但到底是在“满洲”出生长大的日本女孩，她当时不懂也绝不可能想到，自己承蒙关照的两个中国上层人物，实际上是两个罪行累累的“汉奸”。在她的眼里，军阀李际春，是个“邻居的好老头”。战后，李际春被处刑。潘毓桂初被判死刑，后考虑其任伪天津市长时，发大水，有散巨额私财救济灾民，并保护过抗日游击队员等善行，改判十五年徒刑。半个世纪后，当山口淑子在东京的公寓里阅读日本出版的《汉奸裁判史》等著作时，“我才知道他（指李际春——笔者注）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大汉奸，不禁愕然”。

不过，话说回来，假定山口淑子当时即了解“汉奸”的意味，并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两位恩人就是大汉奸，她也笃定不会如中国人那样来看待和思考那段历史。因为，日人首先不习惯给人贴政治标签，或纵然被贴了标签，最终也还是要还原具体的历史情境，就事论事。不仅是对中国人和“汉奸”问题，也会用这种视角来看待日本人和相关的历史问题。

来潘家前，淑子就有过在奉天的广播电台唱“满洲新歌曲”的尝试，1937年那个闷热而多事的夏天，终于在“北支派遣军”司令部报道部少佐山家亨和“满洲映画协会”（即“满映”）总务部长山梨稔这两位“星探”的说服下，正式进入“满映”，拍摄国策电影。很快，就以甜美的歌喉、可人的外形和无可挑剔的中日双语能力，成了“满映”当仁不让的看板女优。从此，日本人山口淑子消失了，“中国少女亲善歌手李香兰”横空出世。“当时我考虑问题、做梦，甚至说梦话都是用中国话”，“只有在举行抗日游行时，我才有尖刀剜心的感觉，平时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个日本人”。

尽管在对外宣传和待人接物上，李香兰“忘记了自己是个日本人”，但其实她看中日问题和思考的方式仍然是日本式的。譬如，对发现自己的“星探”山家亨，这位说一口京片子的“支那通”、军部情报系统“山家机关”的负责人，也是川岛芳子（金壁辉）的第一个情人，李香兰就很客观。山家原本就是山口文雄的朋友，淑子打小就认识，是她眼中的“好叔叔”。她知道山家背景很复杂，生活糜烂，也了解他与“满映”明星李明、白光等人的私情，但却佩服他知人论世的通透。她在回忆录中写道：

在山家先生带我去赌场的那天夜里，他望着窗外的风景，口中喃喃道：“中国人表面上对日本人言听计从，但没人相信军部的话，他们对耀武扬威的日本人也很厌恶，而日本人对此却丝毫不知。我变得讨厌日本人了。”他的这番话印证了川喜多先生（战时专营外国电影进口和日本电影出口的国策贸易公司东和商事的负责人，也是李香兰的保护者——笔者注）所说的“中国人其实都很抗日”。

战后，山家死于非命，李香兰负责抚养其女至成年。不仅对山家亨，连对原宪兵大尉、虐杀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的元凶、“满映”会长甘粕正彦和关东军参谋、负责监控溥仪一举一动的宫廷“御用挂”吉冈安直中将——这种在中国所有的现代史书籍中都被妖魔化没商量的反派角色，在李香兰的笔下，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立体化”呈现。如溥仪在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暗示谭贵人（谭玉玲）死于吉冈的谋杀：“她的死因，直到今天还是个谜。”她得了伤寒之后，“在吉冈的监督下，请了日本医师为谭玉玲治疗，不知怎么治的，第二天就死了”。李香兰却综合各方面的证言、材料，支持吉冈家属的说法：“怀疑吉冈有杀人嫌疑，‘完全是误解’。”

在李香兰看来，“由于职务的关系，中将也许确实是关东军的耳目，但对当时的我来说，他并不像书中所描写的那样，‘是一个居心叵测的老人’”；“在各种回忆录中被描写成一个恶人的吉冈中将，在我的记忆中却是一个典型的明治时代的日本武人，一个好老头。我经常到日本或中国各地拍外景、演出，回到新京时，常住在吉冈家里，像他们家中的一个成员一样生活，有机会看到中将的某些方面”。当然，她也承认：“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由于时代和立场的不同，结论也不一样。”

而同样的结论，其实也适用于李香兰自己和“李香兰现象”。当我们看抚顺日本人屯驻地的邻家女孩山口淑子和奉天时代的李香兰及平津时代的潘淑华时，需把她与后来的“满映”大明星“李香兰”区分开来。同样，战后重新活跃于日本国内影坛的山口淑子和驰骋好莱坞的山口雪莉（Shirley Yamaguchi），以及作为美日混血的雕塑家野口勇夫人的野口淑子、作为外交官大鹰弘夫人的国会议员大鹰淑子、作为电视节目主持人奔波在战火纷飞的巴勒斯坦前线的加米拉特派记者，则又是完全不同的、全新形象。用山口淑子自己的话说：

对我而言，名字的屡次更改不仅反映了人生的转变，更意味着一个无法摆脱的烙印，那便是我倾尽一生也无法战胜的“时代”。或者应该说，我被“时代”这条大河所裹挟，随波逐流，身不由己。

不，应该说，山口本身就是一条河流。而且这条大河是如此漫长，长得穿越了好几个时代，在每一个时代，都有数不清的激流和漩涡。2014年9月7日，山口淑子在东京家中仙逝，享年94岁。晚年的她，一直独居在千代田区的一栋豪宅里，小八岁的丈夫大鹰弘已于十三年前去世。没有子嗣。 

【注释】

[1] 日本现代史对9.18事变的称谓。

[2] 对李香兰的家人和汉奸李际春、潘毓桂们来说，离开“满洲国”去北平读书，相当于“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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