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燕姿的幸福困境

孙燕姿的幸福困境

耳帝 港台女星 2017-12-05 23:18:58 708


聊孙燕姿,那先要说到两个人,尽管少有人会把她们放一起来分析,但我认为这里面有一些草蛇灰线的关联,这两个人,一个是徐怀钰,一个是梁咏琪。


徐怀钰并没有对孙燕姿产生直接影响,但这位红极一时又昙花一现的歌手对于上世纪末的华语乐坛来说是一个分水岭的标志。尽管95年以后出生的人可能已不知道这个名字,但在1999年左右,华语乐坛人气能跟徐怀钰抗衡的女歌手只有张惠妹与李玟,那个时候,大街小巷及校园到处都是《我是女生》、《纷飞》,还有与当时乐坛最红的男歌手任贤齐合唱的《水晶》。


那时在大陆有一部很火的电视剧,徐怀钰饰演一条美人鱼,记得结局异常凄惨,这也很像徐怀钰后来的命运,在发了几张质量偏低的“翻唱”专辑后,徐怀钰被迅速消耗与榨取,如流星一样消失在千禧之年的时代狂欢之中。消失多年后再看到她,是在记者会上含泪求经纪公司和解,称自己绝望到一度想要自杀。


徐怀钰的成功与失败,像是世纪末乐坛的一个警醒的造星范本,一个新时代物换星移的前兆,甚至是一次对于已到来的千禧时代用少女星芒完成的献祭。在那部美人鱼电视剧里,结尾的情节还记得是时限已到,美人鱼将魂飞魄散,而在现实中,2000年对于很多90年代当红歌手的职业生涯来说,都像一种旧时代气数已尽的神秘倒计时。


徐怀钰是滚石唱片出品的一个“异类”,上世纪末,这家曾盛极一时的唱片公司开始衰落,曾拥有罗大佑、李宗盛、陈升带有浓郁人文色彩的滚石,在世纪末依靠一个翻唱韩国舞曲而大红的徐怀钰获得了衰落时期的回光,这其实便是乐坛改朝换代的一个征兆,旧时代逐渐分崩离析与星飞瓦解,九十年代的天王天后们在世纪之交仿佛一夜之间集体黯淡,而2000年,华人音乐世界宣告进入一个新时代,一个色彩斑斓、五光十色且具有新鲜生命力的低龄娱乐的时代,豆蔻狂欢聚合成了一个肤浅化表达的青春偶像盛世,唱片工业与潮流时尚、偶像影视与时代的情窦初生塑造出一个繁花似锦的现代都市生活的幻象与愿景。


那时候有一个词,叫Y世代人,也叫千禧世代,美国有一个类似的词叫回声潮世代,从这个时代开始,华语音乐开启了青少年的表达,表达千禧世代对于生活以及世界的感知。这未经历过战争、饥饿、残酷政治运动的一代,此前表达与诉求一直被社会忽略,就像王朔曾经问她88年的女儿,你们究竟每天有什么事可烦恼的啊?她女儿告诉他,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困境与苦恼,王朔恍然大悟。在台湾,这种集体表达的欲望以流行音乐为载体迅速蔓延,而在大陆与之对应的事件我认为有两件,一件是1998年“新概念作文大赛”掀起的青春文学的热潮,一件是迟到了几年到来的超女快男的“选秀盛世”。


然而,唱片公司们其实早也嗅到了青少年偶像时代的即将到来的气息,1998年,滚石还打造过一个女生组合,成员有吴佩慈、徐怀钰、李心洁、陈绮贞,出了张专辑叫《少女标本》,最后以失败告终。在徐怀钰之前,同样还有一位少女偶像范晓萱,然而她无心维持这个形象,在两千年前夕,还有很多如今早已消失了的少女的名字,比如刘虹桦、丁小芹、侯湘婷……这些同徐怀钰一样,都是少女偶像的先行者,相比之下,徐怀钰还算是十分幸运的人。我想如果没有这些先行者的失败与铺垫,那么在两千年几乎同时崭露头角的蔡依林、孙燕姿、萧亚轩、梁静茹,可能势头不会仅仅在一个世纪之交就突然爆发,且爆发得如此猛烈。


另一个人是梁咏琪。


梁咏琪也并未对孙燕姿产生直接影响,两人的关联在于当时的唱片公司华纳。


孙燕姿刚出道时短发是她的一个鲜明的标志,据造型师陈孙华在《康熙来了》上所说,孙燕姿刚到唱片公司时是过肩长发,然而在他的建议下把长发剪成了短发。而几年后他在一档自己主持的综艺上进一步透露,当年让孙燕姿剪短发的灵感来源,其实是梁咏琪,因为当时梁咏琪的《短发》在台湾销量甚佳,于是他向唱片公司高层建议,让旗下一位即将发片的女歌手已短发造型现世,果然也大获成功。



在孙燕姿发行首张专辑的两年前,梁咏琪去台湾发展,由华纳代理发行了多张国语专辑,企划宣传是陈泽杉,这几张专辑的主要制作人是李偲菘与李伟菘,这三个名字我想都不陌生,后两者被称作“乐坛马李奥”,是孙燕姿称作恩师的人,而前者更是与孙燕姿有着诸多牵连且一言难尽的关系。


这些专辑的制作班底与晚两年出道的孙燕姿的早期专辑有着很高的重合度,甚至连编曲者Terence Teo、Kenn C、吴庆隆等这些名字都多数重合。而孙燕姿的音域、声音条件与梁咏琪也很相似,她们两个皆为唱片音色好但硬唱功并不突出的歌手,都不具备强声能力,真声在接近B时突然换成假声,真声明朗而有活力,假声清澈且平滑,都喜欢用真假声转换,适合演唱轻快以及中慢版的情歌,以及当时台湾带有独立清新气质的作品。在梁咏琪的同名国语专辑里,孙燕姿之后作品里所显现出的那些独立清新气质的摇滚/民谣作品,以及李偲菘写的那些具有青春文艺感的抒情小品,在梁咏琪的早期国语专辑里都显示出了端倪,孙燕姿刚出道时还翻唱过梁咏琪的《胆小鬼》,我当时听到她的演唱版本,虽然发挥不太稳,但是那种浑然一体的气质,我心想这不就是一首标准的孙燕姿式的清新作品吗,只是换了一种性格来演绎。


这种相似度在梁咏琪后来的专辑《魔幻季节》中达到了顶峰,这张专辑中的《魔幻季节》、《紧急的眼泪》、《左脚右脚》等歌曲,单听词曲与制作已经分不清是梁咏琪的歌还是孙燕姿的歌了,因为在这两三年时间里,李偲菘李伟菘制作梁咏琪的专辑与孙燕姿的专辑的进程一直在交替行进,甚至同为李偲菘作曲的《紧急的眼泪》这首歌的副歌旋律几年后还与《愚人的国度》有着相当程度的近似。这种情况这可能是同一唱片公司作品挑选分配的结果,但我认为真正的原因是,李偲菘李伟菘在创作与制作这种独立清新气质的女声作品的模式,在2002年左右已达到了一个完整的成熟度,此前因为不成熟倒还显出了差异,而经过几年一步步的丰满与完善后,最终的标准品便走向了同一种结果上去,可能这样的歌,在梁咏琪早期时是雏形,经过对她的尝试、累积、反馈与修正,孙燕姿其实一出来的作品就比较成熟,那是她直接享受了中间阶段的成果,某种程度上来说,梁咏琪的早期作品就像是李偲菘给予孙燕姿作品的草稿。




我对孙燕姿的认识经历过一个变化。


曾经我是一个技术控,单纯地认为刻苦与训练可以达到所想要的一切,坚信所有不可言说的艺术上的微妙都是源于技术上未能深入的钻研与解析,所以那时候对孙燕姿是没感觉的,因为对于一个非创作型歌手来说,词曲是别人写的,风格与乐性是制作人主导的,概念与形象是企划控制的,而你的职责就是唱,如果唱的不够好,说明本质工作没做到位,就像多数的偶像歌手一样,自然不值得称赞。


事实上听那个时期的孙燕姿,确实声音有很大的问题,位置听起来很浅,共鸣裹在嘴里像含有东西在唱歌,比起张惠妹、林忆莲这类华语女唱将来说,无论是声音的能量、音域与音区的统一,还是现场的稳定都有不小的差距。大概在超女快女火热的那些年里,经常会听到有一类孙燕姿式的模仿者,先是鼻子不通,接着是嘴里含着一颗卤蛋,这是大规模错误模仿的结果。


后来我才明白一个道理,即对于唱片歌手来说,唱功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最重要的是音色本身具有唱片商业价值,即我说的声音的皮相与骨相,而孙燕姿就是两者兼有的好音色,两者兼有的在华语乐坛并不常见,你可以对比梁咏琪,梁咏琪就是只有声音的皮相而骨相缺失的类型。如果音色本身很有气质,有唱片价值,那么一个偶像歌手只需真实地、有情绪地、诚恳地唱出来并进行录音棚里的调整,那多半就不难听,因为唱歌从来就是人情感的一种本能表达。在千禧年代,唱将没那么流行了,而音色的价值则显得尤为重要。


曾经我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千禧年的那些偶像歌手们,一个个要么是外国华人,要么就是早年就留学国外的,孙燕姿、王力宏、萧亚轩、林俊杰、张韶涵、范玮琪、梁静茹、潘玮柏……后来我想,千禧年代的华语流行音乐,是给青少年塑造都市世界的美好愿景与幻觉的,它更需要一种有生机的、尽情释放的、彰显天性的、没有压抑着生命力的诠释者,它需要一个听起来“没被欺负过的声音”,就像长着一张“没被欺负过的脸”的脸一样,九十年代女歌手苦情幽怨的声音与男歌手苦大仇深的声音在这个时代已经不合时宜了,于是在西方环境里成长的人自然比国内的要更合适。他们卖的不仅是声音,更是与声音浑然一体的魅力与人格,如今被大浪淘沙还能留下来的当年的偶像歌手,几乎都是唱片工业慧眼如炬的挑选结果。


孙燕姿的歌曲大体上分为三类,这三类聚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孙燕姿的音乐人格:


第一类是关注自我成长,自我塑造型,如《天黑黑》、《我要的幸福》、《未完成》、《直来直往》,以及后期的《世说新语》、《跳舞的梵谷》等。


第二类是青春励志、一往无前型,如《超快感》、《绿光》、《逆光》、《零缺点》、《第一天》、《奔》、《梦不落》等。 


第三类是催泪抒情,大热情歌型,如《我怀念的》、《开始懂了》、《我不难过》、《我的爱》、《眼泪成诗》等。


前两种类型交融在一起形成了孙燕姿人格形象中最有魅力的一部分——一种混合了新新人类的自我与活力,又有着她自身对于爱情与生活的天然哲学,看起来早慧而晚熟,成年却永远止步在成人世界一步之遥的大门外,而对于人生与情感观却有一种原生、聪慧、又更似先验性的一种直觉;而她的经验又破坏不了她的天真感,因为那仿佛是上天的馈赠的悟性,这种气质与她早期清爽的背心短发完美搭配,《超快感》中“感觉对了,我要出发”,寥寥几字,把这种充满前进感、信念感与无为感的酷劲与魅力充分表现了出来。


而后两种类型产生了化学反应形成了孙燕姿人格形象力最值得咀嚼与回味的部分——这两种人格有一种微妙又恰到好处的的冲突与矛盾,即她在面对生活、世界与人生时,是一往无前,活力充沛、富有冒险精神,不放过人生挑战里任何一次精彩的关卡,可是在爱情世界里,她却突然变得平和、退让、念旧胜过尝鲜、避让情感冲突、知情识趣,带着一种舍得与谦逊的宗旨,在她的爱情观里,似乎得到并不比体面与态度更重要。在两千年初,没有比这种形象更完美的少女偶像了。


这样的音乐形象是虚浮包装不来的,它必定是个人的一种延伸与挖掘,把可能拥有的可能性,放进一个要塑造她的力量中。虚浮包装的人设可以骗得了一时,但崩坏地也会更快。如今你再看早年的孙燕姿,经过近二十年的检验,尽管会有合作与妥协,但不会有人认为那种形象不是她自己。因为能深入人心的,必定要有一个最本真的东西,个人特质给予企划的灵感、合作与激发,人格在音乐制作过程中产生的意外反应,甚至是放置于时代与大众视野后,它与广大听众产生的一种始料未及的碰撞,都是给予人格有效的附加与塑造,这种塑造经得起来自于时间与大众最严苛的检验。


就像1998年滚石推出的“少女标本”,徐怀钰、李心洁、陈绮贞、吴佩慈,为何只有徐怀钰在这少女计划里成功?仅看外在,当时的四位都是二十岁出头标准少女,然而,多年后当另外几位分别成功并展露出她们各自真正的属性之后,这时才发现,内在真少女只有徐怀钰一个,而其他几位少女形象都是尚未长熟而没有坦露出真属性的假象。李心洁,四年后靠电影《鬼眼》获得金马奖最佳女主角,那是一个内心猛烈而冷静,阴影与光明混合的复杂体;陈绮贞,七年后发行《华丽的冒险》终于获得了广泛关注,那是一个内在精神远大于外在的创作奇才;而吴佩慈,如今看来是一个充满欲望、内心空洞的贫乏女人;而徐怀钰,才是那个几十年如一日、内心脆弱、情商永无长进、说话不经大脑的天真傻少女。人民大众可以在一种源于直觉与无形检测中,选择出二十年前那群“标本”里面少女含量最高的那一个。




孙燕姿的早期音乐,其实称不上有多高的音乐性,她主要卖的就是音色、人格与生命力。


我们来看她的几张专辑:


前三张《孙燕姿同名专辑》、《我要的幸福》、《风筝》,质量与风格上并没有太大差距,好坏都看个人喜好。本身就是半年出一张的高频率产出,间隔之短,也很难会有沉淀与革新,我个人最喜欢第一张,那种天然的活力与直觉是如此呼之欲出,这样的音乐形象足以让她安身立命。


《Leave》在制作上上升了一个阶梯,那个时候孙燕姿已经成为绝对的明星,所以从这张开始,有着编曲、配置与曲风上的全面扩展与丰富,编曲中大量运用弦乐、尝试嘻哈元素与说唱、同时摇滚、R&B、电子元素都在这张中集体出现。但我不太喜欢这张的原因是,这张专辑有很强的用力感与焦虑感,用力感会破坏她早期塑造起来的天然气质。为了音乐制作上的精致,而坏了浑然一体的美学,这得不偿失。


《未完成》是张遗憾的专辑,歌曲的质量其实不错,问题是专辑整体太割裂,开场的《神奇》世界风与印度元素太过亮眼又转瞬即逝,开场定下的基调在第二首就失去难免有种失望感,同时这张专辑的中部歌曲的比较薄弱,在推出了一张精选集《The Moment》大爆了一首《遇见》后,孙燕姿休息了一年,新专辑的文案中,明确写到因为之前超负荷的工作,使得专辑水准有所下滑。我想下滑的专辑指的就是《未完成》这个阶段,也许《未完成》这个名字,除了一个文艺上的意义外,也有着心有余而不足的,浅尝辄止的遗憾。


《Stefanie》,这是我最喜欢她的一张专辑,也是我认为最好的一张专辑,梳理了多曲风的和谐秩序,电子、摇滚、异域风、沙发音乐在这一张都和谐共处,完全畅通无阻、听觉上非常舒服,《未完成》的割裂感在这张专辑里得到了极大的修正,然而最重要的是,这一张的人格、情绪、情感、曲风有一种打通了的流畅,这对于一张大众流行专辑来说基本追求的目标但却难得能做到,人有时候必须要停下来,给自己一个复位,这一种精神的修复,从而回到流动的状态,这张专辑有一种充盈的流动感,这是人格由内致外的散发。


《完美的一天》是孙燕姿职业生涯中一次大胆又不成功的突破,她以红发造型致敬另类摇滚偶像Tori Amos,首单《完美的一天》用的是大陆90年代摇滚铁风筝主唱的作品,而且制作人是曾打造出90年中国摇滚盛世的贾敏恕,这是孙燕姿从未尝试过的领域,这张专辑的每首歌单独拿出来听都不错,但十首放在一起听却杂乱无章,缺少主心骨,同时由于这张专辑发行时华纳高层人事变动,专辑发行的前一晚,她做梦梦到了大地震,而第二天开始一切宣传工作时便大暴雨,实在是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



《逆光》是挽回失败的合格产品,一次突破不成立马退回到了传统路线上,我想孙燕姿做这张专辑时必定是失意且内心失落的,尽管这张让她收复了失败的失地,却也让上一张的失败失去了意义。


随后就到了每隔四年一张的《是时候》与《克卜勒》,这是两张缺乏生命力的专辑,或者说是孙燕姿这个形象已经消失了的专辑,这是必然的,因为她真实且诚恳,她的音乐作品历年以来都一直追随着她的生命阶段,是生活演变的写照,可惜诚恳未必精彩,它只能在一路追寻过来的听者身上才能达到隐晦的感动与默契,但是让新一代10年代年轻人来听,只如同是昏昏欲睡的自喃自语。


到了《跳舞的梵谷》,虽听起来比上两张有可听性,但其实并没有所谓的“突破”,本质依然没变,最好的两首歌,《风衣》,《我很愉快》属于她的芭乐的高级版本(分别在编曲与混音上令人耳前一亮),其他歌都乏善可陈。《漂浮群岛》里的Auto-tune实在多此一举;《天越亮,夜越黑》就像一首网游曲,副歌突如其来的正能量令人胆怯;值得一提的是《平日快乐》里的唢呐,有一种中国风的极乐氛围,可惜与专辑中其他的亮点如《极美》的首尾呼应一样,都转瞬即逝。




一位粉丝主要以低龄层为主的青少年偶像,往往都需要在两三张专辑后转型,开拓出一个更广阔的空间,逃脱出青春的保质期,但如果在保质期以内还没有完成顺利转型,那么会被动进入一个“后青春时代”、甚至是“后后青春时代”,生命活力与表达热情逐渐衰减,成为一个回忆体。当然,还有更多未能转型的青少年偶像,连后青春时代都无法进入,就在保质期内疚消失无影。


我看到有粉丝说,希望孙燕姿能做出一张像林忆莲的《盖亚》,或者张惠妹的《阿密特》这样的作品,那么艺术生涯的评鉴与个人意义都会大不一样。但我认为,那样的专辑她很难做出来,一是她的作品严格遵循着她的人生轨迹,那些大气浮诡,概念或形象超脱日常的命题对她来说如同凭空臆造,以她的志向与诚恳,可能并不会接受这样的方向。二是林忆莲与张惠妹能做出这样的专辑,跟她们早年的积累有关,林忆莲不是一个只会唱《至少还有你》的人,她早年就有惊世骇俗的《野花》;张惠妹也不是只会唱《记得》与《听海》的人,她一出道就由天才张雨生的言传身教,做着原住民音乐与国际流行接轨的作品。还有重要的一点是,唱功这件事虽然在偶像歌手想大卖唱片上也许没那么重要,但在一位歌手想真正转型实力派有远大艺术志向的时候,它的重要性才凸显出来,林忆莲与张惠妹的唱功,是撑得起那些概念庞大、意象复杂的专辑,这一点孙燕姿还远远不够。


孙燕姿主动转型就在那张《完美的一天》,她像用独立音乐、另类摇滚的材料来进行换血,其实在她一开始身上就有这样的基因,只不过隐藏在那些主流流行的细枝末节里,这样的转型从方向与概念上来看是正确的。如果这样的方向能够被彻底贯彻而转型成功,也许经过在一个新格局上的几张专辑的稳固与锤炼,孙燕姿也许真能成为一个华语的Alanis Morissette。


后来流传着王菲的一句不知真假的话,是说华语乐坛她有接班人的话,那应该是孙燕姿。如今来看,已经希望渺茫了,不过在《完美的一天》中,专辑大胆用了90年代大陆摇滚乐队铁风筝主唱的作品来主打,同时用创造过中国摇滚黄金盛世的贾敏恕来制作,这种与中国地下摇滚牵手的意图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显示出了某种志向。可惜的是,她并不敢做一张真正的属于自己的《浮躁》,在这次转型中,她左右摇摆,缺少主心骨,整体都是形象概念大于内核,一切都是浅尝辄止。在《完美的一天》失败后,她迅速回到传统路线上来,从此以后,她的音乐都只是“后青春时代”的余音。


更为重要的是,音乐往往与人格密不可分,孙燕姿的人格很难支撑她去做进一步的更严肃、更具原创性的音乐。从王菲的整个九十年代直到现在,她的每一个重大的决定都引得流言四起、饱受争议,而随着王菲真实人格的继续演进,她的歌曲的内涵也还在进一步生长,孙燕姿显然缺乏这样的一种能力。


一个人也许会在欲望、恐惧、犯错、两难等时刻,才会坦露出耐人寻味的真实。孙燕姿很真实,但都是兴味索然的真实,从来就没有耐人寻味。艺术的东西往往会因某些政治不正确的点而值得玩味与探讨,然而,我查遍孙燕姿的整个成长历程,发现她从来就没有过不正确的时刻。她是一个过于正确的人,她没有黑点、没有绯闻、没有争议、没有阴暗时刻,没有勃勃野心、没有离经叛道、没有惊世骇俗,永远充满着理解、干净、规则、宽容与平和,她剪纸、画画、烹饪及瑜伽,现实安稳,目力所及都时间缓慢移动的光影。


这样的正确的人格与人生,曾经适合去诠释与塑造那个梦幻、乐观又无瑕疵的青春,她就是那种繁花似锦时光的代言人,而这样的代言不需要过于复杂的人性,她的深刻与深度都在一定限度上点到为止,就连她最擅长的抒情情歌,林夕曾写给她两首寓意略深的作品,她都表示费解难懂,并不喜欢。她没有背负太多沉重的思想,她的表达就像那些年轻无极限、真的无限大、我要做超人类式的sologan,这种层面的表达因简明而直白从而获得不俗的号召力,可是始于此,也困于此。


当然,这并不是孙燕姿一个人的问题,这是千禧年代极大多数青春偶像的问题,他们用一己之力吸收了千万青春的庸常与平淡,才好与千万个青春休戚与共、真诚感应


在《跳舞的梵谷》的MV里,她做了一个梦,在梦中她碰到了另一个自己,穿着红裙子在大雨中奔跑与跳舞的自己,碰到自己在广告牌上游走世界,碰见自己带着恐惧与不安终于敢于探寻世间的阴影与真相。她要寻找的自由,其实从一开始就与自己背道而驰,就像她与梵高的距离,那种与她远远相隔的悲惨、贫穷、疯魔、割掉耳朵、饮弹自尽的燃烧又激烈的活。在MV的结尾,孙燕姿从梦中醒来,“理智与疯狂,我选择并行”,然而我想,再给她一次人生选择的机会,她还是会选择在二十岁出头的某一天来到李伟菘音乐学校,无知无觉地静候着命运的降临,而不是穿着红裙子,逃逸着庸俗乏味的日子,在暴雨中,疯狂而猛烈地、孤注一掷又决绝无畏地投入进危险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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