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被记住，是因为他的名声、才华或是财富，但是黎锦光能被人永远地记住，是因为他的音乐作品。
中国流行音乐的开拓者——黎锦光
这是作曲家张卓娅一段特别的回忆，在“文革”结束不久后的上海，她有幸与三十年代中国流行轻音乐的“鼻祖”黎锦光相遇并合作，他的一曲“夜来香”被传唱了几十年。两代作曲家，两个时代，两种境遇，让她内心受到深深的触动，崇敬中带着叹息，赞叹之外又有几多凄凉。三十多年之后，她仍旧不能忘怀与黎锦光先生的相遇——他那被清贫洗劫、却遮掩不住的才华。
1981年，我在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担任音乐创作员，写了不少歌曲，上海唱片社要为我的作品出一张专辑“林涧清泉”，王祖皆担任一部分编配工作。请谁来演唱呢？
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朱逢博老师了。当时的朱逢博绝对是中国轻音乐歌坛“一姐”，她唱的”白毛女”，“请茶歌”，“橄榄树”等等，都流传一时。当我们去请朱老师为我们的作品演唱时，她提出了一个人的名字，说录音时一定要请他来做监制，他就是黎锦光老师。
200多首歌曲被亿万次传唱，黎锦光手中只有一支笔而已
黎锦光？就是写“夜来香”的黎锦光？
我十分惊讶，更是十二万分的惊喜。许多年没有听到这个名字了，只知道他写的歌在“文革”中被当做“靡靡之音”批判，他也就从此消失了，没想到他还活着！要知道，他那首由新疆民歌改编的轻音乐曲“送你一只玫瑰花”，我在“文革”中偷偷听了多少遍啊。
当时的我只有14岁，住在前线歌舞团的宿舍院里，父亲张锐被批斗，“造反派”把团里图书馆的藏书都成堆地烧了，唱片也砸的砸，扔的扔，一片狼藉，而我就和我的小伙伴悄悄四处“寻宝”。
那一天，我在池塘的污泥边上发现了一张黑色的胶木唱片，上面写着“送我一只玫瑰花”。这是一张粗纹的老式单曲唱片，幸而没有破损。我如获至宝，悄悄拿回家冲洗干净，用毯子把窗户都封严实了，耳朵靠在唱机边上，音量放到最小，那轻快优美的旋律让我迷醉万分……
要知道在当年，这来自湖南的“黎氏三兄弟”，可是上海歌坛的“顶级大师”啊。黎锦光曾考入黄埔军校并参加了北伐，自1927年来到上海后，加入了他哥哥黎锦辉创办的歌舞社，自此才华毕露，不仅自学了小号、单簧管、萨克斯、钢琴等乐器，而且掌握了作曲、配器、录音的技巧，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他写作及改编的流行歌曲，不知唱红了多少歌星，除了“夜来香”，“采槟榔”、还有“香格里拉”、“星心相印”……，那是多少年的政治风暴也不能从人们心目中抹杀的。
百代公司录音棚里，歌星姚莉录制流行曲的现场
现在，能够请到黎锦光前辈为我们的作品监制，真是太幸运了！
我父亲张锐50年代写的歌剧《红霞》，也是来上海请黎锦光担任的录音监制。他比建国后培养的录音师“逼格”高多了，那时没有什么立体声、没有多声道调音台，整个乐队就只靠单声道的话筒，用一块块木板形成隔断来录音，话筒放置的位置偏差10公分都会影响效果，当年多少流行曲经他的制作红遍天下！何况他自己也会演奏、会作曲、会配器，除了他还能上哪去找这样的“通才高手”？
朱逢博老师对我们说：“他现在生活挺困难的，你们去看看他吧。”
我们迫不及待，第二天一早就找到了襄阳路上的住址，打算先认个门。一进门我们就愣住了：这个家只有一间房，黎锦光对我们说的第一句话是：“小心脚底下！”
原来房屋中间地板上有两个很大的窟窿，用两块木板盖着，他提醒我们绕开破洞免得绊倒。两张木板床，一个小方桌，一把旧藤椅和一张小竹椅，就是他一家四口全部的家当了。他患病的妻子面朝墙躺在床上，不停地发出哼叹声。他把大小两张椅子让给我们坐，他自己则坐到了另一张床沿上，指着小桌上放着的碗碟说：“我每天早上三点半起来写谱，就放一盒糖在面前吃几颗，到八点吃早饭。现在好多了，全家能保证我每天的一顿早餐：一杯豆浆、一根油条、一只鸡蛋，别的什么也不用想了。”
那时人人羡慕的美满婚姻，无奈在时代浪潮中走到了尽头
我们心酸的眼泪都要落下了。之前我们已经听说了他这些年的遭遇，但没想到他的境遇这么惨！他的前妻白虹也是一名歌星，与他养育了三个个孩子，建国后这些歌舞团和流行歌曲都被封杀，昔日“明星光环”统统变成“黄色歌曲”，他的婚姻也走到了头。他从此留在上海的中国唱片厂（前身即百代公司），当一个默默无闻的“音响导演”，现在的妻子则是保姆出身，在“文革”中他被单位开除、被抄家无数次，钢琴和唱片没收，住房也没有了。可是如今“文革”结束几年，他仍旧没有被恢复职务，因此没有工资可拿。这真是“乍暖还寒”啊，黎锦光不敢申诉，不会求人，只有“熬着”，好在唱片社的几位编辑，一直想方设法为他找一些整理旧唱片的工作，支付一点劳务费让他养家活口。
听说我们要请他监制朱逢博演唱的唱片，他非常高兴。
其实前几年，港台的流行歌曲已悄悄渗入大陆民间，通过“扒带子”方式，让大陆歌手翻唱邓丽君等港台歌星的录音磁带，销量惊人。但我们知道，只有黎锦光这样的“老法师”，才能不用反复听写就知道各种配器设置与和声的“秘诀”，像吉他，“文革”中就早被视为“流氓乐器”了，而黎锦光一听就能明白它的谱子。
我们和黎老师谈妥了录音工作的大致流程，临行前，我们掏出了两人身上所有的钱，也就300多元（当天完全没有准备），交到黎老师手中，他一下子开心起来，把门一关，拿下了门背后小心挂着的一套西服说：“走，今天我请你们去吃‘红房子’西餐！”说着还拿出一把小梳子将头发梳的整整齐齐，那份瞬间呈现的“老克勒”式潇洒真让我们惊讶！怎么能让他掏钱请客呢？我们好言拒绝了。
要走了，我们再次问他：“还有什么事是我们可以帮忙的吗？”
他突然一转身，从背后的床上靠里边掀起了一床棉毯，露出了一堆崭新的高级进口电器，有一台电视机，还有一套德国的名牌立体声音响，带着好几个音箱。我们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高档的“洋货”，还没等我们回过神来，黎锦光对我们说：“你们能不能帮我把这些高档货卖了，卖个好价钱？这是李香兰刚刚在日本送给我的。”
“夜来香”使李香兰一夜成名，却使黎锦光遭受了半生冤屈
黎老师能开口要我们帮忙，令我们十分高兴，但是让我们去卖这些“洋货”，要从何做起呢？我俩足足楞了好几分钟。
黎锦光告诉我们，直到1981年7月（也就是我们到访他家前不久），借着在日本举行一次纪念聂耳中日友好活动的由头，李香兰全力争取了主管统战部门领导的支持，方才使他能够在女儿的陪同下访问了日本。这真是一次“梦幻之旅”——歌迷的簇拥、李香兰的盛情、堂皇富贵的居所……令黎锦光心潮难平。他对我们说：“她（指李香兰）活得像皇后一样，而我就像地上一根草。”
1981年黎锦光与李香兰在东京相见，照片模糊却弥足珍贵
临回国前，李香兰想帮衬恩师一些钱，黎锦光没敢要，被整怕了：“我怎么敢从日本拿钱回来？一分钞票都不敢拿的。李香兰最后没办法，就送我一个大电视机和一套高级音响做礼品，我坐船回国带回家的。”当他说出这些故事，我们便理解了他急于出手这些“洋货”的原因——他急需要钱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啊。
黎锦光老师的才能真是名不虚传，他为唱片厂写的配器，一听就不是“样板戏”时代的，相反与港台的流行曲很接近，特别是打击乐的运用，当时在国内很少有人懂。
他的耳朵太好了，听一盘盒带马上知道谱子是怎么写的。我们的专辑录制工作很快就开始了，棚里录音的时候哪一只乐器的音准、节奏有一点问题，都休想逃过他的耳朵。“文革”中他家里的钢琴被抄走，始终没有拿回来，而我只有一件事搞不明白：家里没有了钢琴，他给唱片厂写配器怎么定和声呢？
他说出了秘密：“我每天带着谱子步行去唱片厂，在走廊里有架钢琴可以用，我听一下和声很快的，不用求别人。”这是怎样一种强大、平和的内心在支撑他？是音乐给了他力量！
听这他些话，我心里直发酸。他以七十多岁的年龄，以其成就和才华，真不该受如此的委屈啊。就在这个阶段，一个“黎粉大侠”出现了。当时我们住在附近的海军文化工作站招待所里，工作站是负责向海军各部队发放、供应文化娱乐器材和组织业余文化活动的单位，站长姓什么我忘了，且叫他“莫站长”吧，也是一位乐迷。一天他听我们说，正在请黎锦光给我们录音，激动万分地说：“哎呀，他是我最崇拜的偶像啊，他还活着吗？我还藏有一张他的唱片‘送我一支玫瑰花’呢！”——没想到莫站长居然和我私藏了同一张胶木版的老唱片。
莫站长要跟我们一起去“拜见”黎锦光。于是，我们就带着这位海军站长去了黎锦光的家。可是一见到这简陋破落的小屋、地上的破洞，尤其是见到黎锦光消瘦苍老的面容，这堂堂军人男子汉竟然哭了！他拉着黎老先生的手，什么也说不出来……可以想象，当他听说李香兰送的音响电视需要出手时，简直就像听到了军令状一样，回到单位立即利用他在文化器材行业的人脉，为这套音响寻找一位出价最高的买家。当时的“进口电器”还是很走俏的，莫站长成功为黎老师换回了不少生活费，让我们十分欣慰的是，从此站长和黎老师成了忘年之交，每个星期都请他吃饭，请他讲课，连续接济他的生活好多年。
我的《林涧清泉》专辑，在黎锦光老师的监制之下成功完成。前后十多天时间，我们这些音乐后辈从他那里汲取了极其宝贵的养分，在他那个破旧的小屋里，我们俩还请他给我们讲了几堂轻音乐配器课，分析他写的谱子，收获巨大！为我们一年多后创作的成名作歌剧《芳草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剧中的一曲《小草》歌也广为流传。
我那时才明白一件事：七、八十年代风靡大陆的港台流行歌曲，并非凭空创造，原本就是传承了当年上海的“时代歌曲”，也就是以“黎氏兄弟”、陈歌辛等为代表的那一代音乐人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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