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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活给人带来的经历是多种多样的：有人学到了更多知识，有人交到了更多朋友，也有人确立了人生目标。幸运的是，我在这几个方面都有一些受益——但是回顾这四年，印象最深刻的却是对自己的认知方式的一些感受，记录在这里，希望给读者朋友带来一些思考。

巴郡之行

今年五月，我和美国西北大学投资俱乐部的一行成员参加了由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在奥马哈举办的年度股东大会。第一次见到偶像巴菲特和芒格先生。巴菲特和芒格花了一整个上午和下午来回答与会者抛出的各种问题，许多问答都非常有趣。

不过，最令我印象深刻的问题却是一个老先生问的：“在公共领域的资本配置是否能跟私人领域一样有效呢？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应该具体怎么做？”

芒格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太难了，我没法回答。”

巴菲特直接抛出了芒格的口头禅：“我也没什么好加的。”

巴菲特与芒格并不觉得他们可以对这个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但提问者又是怎么认为他们会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呢？

我觉得，投资是一项结果只会在未来显现的活动。因此，很多人会下意识地将投资活动与预测未来联系在一起，不管是预测未来的经济走向、公司未来的业绩，还是证券在未来的价格。因为人们很难站在今天的角度准确地分析并且预测未来，所以大家在下意识里都会将投资活动赋予“复杂”的属性。

同时，从生长环境和经验中，我们得到的感受是越“聪明”的人越能解决“复杂”的问题。这样，一个叙事结构就呼之欲出：投资这件事情这么复杂，一定只有聪明人做得好。巴菲特可是股神，像这么会投资的聪明人，对投资肯定无所不知。

听起来似乎挺有道理，但是没有什么能比这个叙事更偏离巴菲特的投资理念了。

首先，巴菲特和芒格投资信奉的一大要点就是能力圈：界定好自己的能力圈并且只呆在自己的能力圈之内。他们在很多场合中都坦言很多东西自己并无法看懂，但这也不影响自己的投资决策。例如在上世纪90年代，巴菲特坚持不投科技股的一大原因是看不懂科技股的商业模式和护城河——但是到了主流媒体却变成了“巴菲特的投资风格是不接触科技股”，以至于当他大笔买入IBM和苹果的时候让主流媒体大呼巴氏投资风格的改变——其实投资理念并没有变，只是苹果等科技公司已经发展到了商业模式可以令他看懂、并且可以确立护城河的阶段罢了。

再者，巴菲特和芒格几乎从来不对市场做出预测。纵观巴菲特的访谈和股东信，他提到最多的是未来的不可预测性，以及现在可以看懂及理解的是什么——但是到了主流媒体的解读却变成了各种“神预测”，例如“股神预测到了科技泡沫，因此避免买入科技股”便是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

虽然这些叙事与现实出入得离谱，但我跟许多投资股票、爱好金融的朋友聊起的时候，却感觉仍然有很多人趋之若鹜地相信着关于巴菲特的这些叙事。每年的伯克希尔股东大会能吸引上万人参与，除了一些价值投资的铁杆粉丝之外，也有许多人的目的是能聆听“股神”对各行各业指点迷津并作出预测——虽然他的各种理念以及投资心得已被记录在各种自传书籍和伯克希尔股东信里。股东大会最常见到的便是“你对XX未来的看法如何”、“你觉得XX在未来是个好投资吗”等等问题，而巴菲特和芒格最多能做的只是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回答着重复了十几年的投资理念和心得：提供安全边际、界定自己的能力圈、不要被乐观的预测蒙蔽了双眼等等。

这些重复了几十年的回答似乎也无法说服很多人，因为这跟一开始的叙事有冲突：巴菲特在复杂的投资领域这么成功，怎么可能靠的是这些大家都懂的道理？

那这种认知上的冲突又是怎么来的呢？

对事物第一认知的形成如何影响我们的思考

记得大一时我曾上过一门剖析大脑的心理课，里面说大脑不同的部分各司其职：人类最基本的功能（呼吸、心跳等）是由脑干负责的，人类决策等思维的活动则是由一个叫额前叶皮质的部位所负责的。这部分在一个人童年的时候基本没有怎么发育，这也是为什么儿童的自制力更差、也无法做出复杂的决策的原因。也就是说，我们直觉性的感受和复杂的决策思维源于大脑的不同部位。

2011年，丹尼尔·卡尼曼在他的《思考：快与慢》一书中探讨了所谓第一系统（快思考）和第二系统（慢思考）的区别。他谈论了许多快思考（直觉性思维）的特征，其中有一个效应叫联想一致化（Associatively Coherent）——当我们听到一个词或者想到一个现象的时候，直觉性思维会同时激发脑内的其他区域，并让我们联想到更多的词组。在惯性思维驱使下，我们很容易就将被激发的感觉或者词组串联起来并形成一定的叙事。譬如，受访者在听到EAT（吃）这个词并接下来做SO_P这个单词的填空的时候，更多的人填的是SOUP（汤），而不是SOAP（肥皂），因为EAT这个词更容易激发人们大脑内对于食物的反应。

直觉性思维背后的思维模式绝大部分是我们在成长过程中获得的：其中有一些是我们通过长期思考、批判和反思所带来的结果，而有一些则是我们不假思索从身边的人或者成长环境获取的。前一种通过长时间思考所带来的直觉性思维模式通常会使事情事半功倍。记得在初学围棋时，老师曾教过我们一些所谓“定式”的下法，这些定式都是无数人通过思考和对局所得出的结果，以确保是两方的最优走法，而下在定式之外的招数很容易出现弱点而被对手利用。有的人也通过不断地练习、对局和反思养成了特定“棋感”，甚至看到一步棋就可以马上感知到是妙招或者是昏招。

靠后一种方式获得的思维模式则可能使我们陷入惯性思维的误区：我们可能从小因为家庭的耳濡目染就无条件接受了一些价值观或者思维模式，或者是在与人交流的时候未经思考就接受了这些思维模式。这些模式则最容易被惯性思考所利用，最终造成错误的想法和决策。譬如一提起“农民”，如果你的大脑里马上浮现出“穷”、“落后”等词汇的话——那你这方面的思维模式很大概率已经变成了由惯性思维主导的桎梏。

因此，我们成长的环境会使让我们养成一些固有的思维模式，并容易用联想一致化把这些思维模式里的概念联系起来。例如身边聪明的人一般学习都好，而且学习好的人一般很会解决复杂的学术问题，所以我们就很容易将“复杂”和“聪明”联系在了一起。这就造成了本文开头所描述的叙事：越聪明人的人越会解决投资这种复杂的问题。

可是，如果事实真如叙事这般，牛顿可能就不会把毕生积蓄输在了南海公司股票的泡沫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C·莫顿和麦伦·舒尔斯（B-S衍生品定价模型的发明者）也不会因为用惊人的杠杆做赌注，从而使他们的对冲基金（LTCM）面临巨额亏损以致需要政府出手相救，在创立了一个新的基金（Platinum Grove Asset Management）后在2008年又重蹈覆辙，最后只能破产清算。

口音和印象

在日常生活里，我也能够感受到人们由于惯性思维模式所造成的偏见。一般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容易将一些观察到的特征在大脑中通过联想而赋予一些主观的价值，最后左右了人们的印象和决策。人们对口音所引发的一系列联想和印象便是典型的惯性思维的例子。

著名脱口秀主持人特雷弗·诺亚（Trevor Noah）在他的一档个人脱口秀节目里对这一点做了非常好的演绎——他在节目里模仿了各种口音的人说英语，抛去因为口音而造成的语义理解问题不谈，不同的人的口音的确给观众造成了不同的印象。例如，一听到法国人说英文的口音立马让人联想到浪漫，而一听到俄国人说英文的口音立马让人联想到危险。根据BBC的一则报道，研究也发现美国的实验参与者们认为说英国口音的人比说印度口音的人更加可靠。

讲纯正的美式/英式口音的英语就能令人信服，而带有口音的英语就使谈话的内容大打折扣吗？这个逻辑听起来似乎比较荒谬，但可惜的是，很多人对这种思维模式都根深蒂固。

在西北大学的教学系统上有一个教授评分系统，让学生们为教授的教学质量从各方面评分。其中外籍教授的整体上评分都偏低——这是指外籍教授大部分都不会好好教书吗？显然不是。在对教授的评论里，很多人会因为口音而对教授的教书水平大打折扣，从而抱怨教学的内容和方式。也因为这样，许多外国学生也想尽办法摆脱自己的口音并学起美式口音，因为这样才能首先使自己谈话的内容让人感到信服，不会一开始就因为口音让人造成偏见。

不仅是在校园，人们因为惯性思维从听到的口音联想到固有印象，在社会上也比比皆是。在美国，南方口音容易激发人们对于“土”的联想，并同时也激发出许多其他的负面印象，正如国内一些省份的口音也一样会激发人们对于“土”的联想，从而使听众对说话者的印象打折扣。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情况在不同文化之间并不适用——例如一个中国人在听美国南方口音的时候大概不会激发出关于“土”的联想，而一个会中文的外国人大概也不会对不同省份的口音产生不同的印象。这大概更加证明了惯性思维模式是在个人的成长环境中养成的。

另外，人们对于不同背景的人说的语言也会产生既有印象。记得雷军在印度发布会上因为说英文闹了语法错误而被不少网民取笑，而同一时期扎克伯格在清华用中文问答闹了许多语法错误却被观众报以热烈掌声。中国人的固有惯性思维模式似乎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双语精通应该更加理所当然，而对外国人的标准则宽恕得多（一个中文流利的外国人似乎要比一个英文流利的中国人更加令人敬佩）。

最后，成长环境中对文化的感受也会使人对看到的一些行为产生固有的思维模式。前几个月，美国一个白人女生穿旗袍的事件就在网上引起了剧烈的讨论，而且中国网友和美国亚裔网友的反应则处于两个极端。中国网友大多认为这个举动很友好，显示女生很欣赏中国文化，而大部分亚裔网友则觉得女生的这个举动完全就是“文化挪用”（Cultural Appropriation）。

这些印象和思维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生长的环境中所带来的：生长在中国的人会对自己的文化产生归属感，并很想让其他人去了解自己的文化；而如果一个华裔在美国长大，在长大的过程中则会或多或少受到一些其他文化对于华裔文化的偏见和欺压——在这种环境下，他们产生了一种保护自己文化的意识，并一看到白人穿旗袍就会联想到文化侵占。这种成长环境的不同也造成了中国人思维和美国亚裔思维的许多冲突，而成长环境所带来的惯性思维更是加深了这种冲突——似乎没有人愿意花精力去了解另一方的思考模式是从何而来。

理科、工科还是医科？投行、咨询还是科技公司？

除了语言和文化方面，另一个在学校观察到的、人们容易陷入惯性思维模式的例子便是许多人对理科专业以及特定的几个职业选择过于追捧的现象。

大学最理想的经历应该是成为一个人审视自我、并试图寻找实现长期人生价值方向的地方，但是懵懵懂懂的新生们一进大学，就被各种从各个方位接收到的信息所轰炸，而自己对事物的判断也开始向那些信息和价值观所靠拢，并养成特定的惯性思维模式。

其中一个例子便是给大学各个专业贴的标签。这种情况在一些美国校园极为突出——在一些所谓“职业准备”（Pre-professional）文化氛围浓厚的学校（西北大学便是一例），理科、工科、金融、法律预备（Prelaw）和医科预备（Premed）方面的学科似乎就变得更加受到认可，而人文、社会、音乐、传媒、教育等学科则变成人们印象中更“水”的学科。就连理科内部也形成了各类的鄙视链——计算机系学生会感觉其他工程专业含金量不高，就连同一门计算机课，在计算机系里开授的课也要和非计算机系里开授的加以区分开来。

在各种标签的影响下，当遇到一个人自我介绍专业的时候，在惯性思维的驱使下学生就已经开始产生各种联想的标签，并将遇到的人的能力分为三六九等，而一些本应追求兴趣方向的学生也因此转向自己并没那么感兴趣、但是听起来似乎更厉害的专业，最后与上大学应该达到的目的背道而驰。

在选择毕业道路的过程中，许多人的惯性思维模式所带来的误区变得更加明显。毕业后，人们选择的道路应该是多元化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大概率找到自己喜爱并值得付出精力的行业。也有许多研究表明，从事自己喜爱的行业得到的满足感更高，成功的几率也更大。

可是在校园的学生眼里，许多职业则硬生生地被分成了不同等级。特别是市面上的一些求职性中介更是将类似投行、咨询、科技公司等行业宣传成等同于人生赢家的代名词，并通过不断地贩卖标签和焦虑，成功地让学生们将这些行业和高薪、成功等特质联系在一起，似乎如果没有进入这些行业的话毕业后就低人一等。

一旦接受了这个思维模式，许多人很容易就开始盲目地去追求这些所谓热门的行业，而不去思考自己以后真正想做些什么。一个对金融、商业或者科技有热忱的学生将这些行业作为毕业的起点自然很理想，但志不在此却将青春耗在这些行业上，到最后回头才后悔的人也比比皆是。这对个人和社会可能都是一个损失——如果约翰·传奇（John Legend）还在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当一个咨询师的话，世界上可能就会少了一名伟大的歌手。（讽刺的是，终于认清自己的追求并离开咨询行业的他现在反而变成了波士顿咨询公司最出名的“校友”。）

对于改进惯性思维的一些思考

因为大部分的惯性思考是人们在成长环境中养成的，许多惯性思维模式已经根植于潜意识中，可能我们如何努力也无法完全摆脱对惯性思考的依赖。然而，我觉得有几个方法或许可以让我们感知到这些认知缺陷的存在，并且在主观意识上尽量避免被惯性思维所左右。

养成一个内在记分卡

在谈论到自己成长过程中最大的影响的时候，巴菲特直言养成一个内在积分卡（inner scorecard）的习惯对自己影响最大。他给出的例子是：“你是想变成世界上最出色的情人，但是每个人都会认为你是最糟糕的情人，还是你想变成世界上最糟糕的情人，但是每个人都会认为你是最出色的情人？这就决定了你是有一个内在计分卡还是外在记分卡。”

拥有内在计分卡，我们便可以尽量避免被他人的意识和偏见所左右，从而保持自己思维的独立性。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会和形形色色的人交流，而他人的价值观有时候很容易会影响我们潜意识的判断，虽然我们有时也意识到别人的价值观经不起推敲。这时，如果一个人有外在计分卡的话，很可能就为了迎合主流的意见，而未加思考就把别人的价值观收为己用，并且开始将自己的惯性思维应用于这些思维模式中。比如，当一个学生刚入学的时候未加思考就接受了学理科比学文科更有前途、更厉害的这个想法的话，那他接下来惯性思维和偏见都会源自于这个他当初轻易就接受的思维模式。

拥有内在和外在计分卡的行为也比较好区分——审视一下主要从事的工作，这份工作究竟是自己真心喜欢的，还是为了满足他人（家人、朋友、同事）等等的期待和价值观而去做的？当身边的人和我们推销一些想法的时候（譬如只有投行咨询才算是好工作），是很容易就接受了这些价值观，还是会对他们的看法做出思考和批判？当身边的朋友怂恿我们做一些并不喜欢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是迫于压力而去做，还是直截了当地跟他们说并不想做？拥有一个内在计分卡不光可以坚持自己的独立思考，也会摆脱惯性思维的束缚，从而减少认知误区对我们生活产生的影响。最后，拥有一个内在的计分卡也可以避免自己误入从众的境地，从而避免自己成为羊群效应的受害者。

避免过快地做决定

在投资过程中，最害怕的便是拍脑袋的决定，并草率地进入自己并不擅长的领域当中。同样的，在我们日常的决策中也可以试图避免过快地做决定。例如，我们在听到一个新的观点的时候可以慢下来好好思考：这个观点背后的逻辑对么？对我是否适用？给自己留一些时间慢慢思考通常会使我们发现思维上的一些逻辑错误和漏洞，而当再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也不会轻易地接受别人的观点。

同样的，我们在认识陌生人的时候也应该避免过快地通过对他们的第一印象下结论——许多时候，我们需要长时间的相处才能更好地认识别人，并且在很多情况下对别人的第一印象并不准确。纽约时报就曾写过一篇文章来批判面试的无用性——有研究表明，在大部分时候面试的第一印象并不能准确地预测被面试者未来的表现。在准备面试的过程中，我们也常被教导一定要练习到在面试的开头就给面试官留下最好的印象，虽然这完全不能代表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跳出自身的局限性来看待事情

我们生活的环境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局限性，造就了我们养成惯性思维的土壤。但是如果能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并试图跳出来分析事情的话，便可以用一个新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例如，新中国刚建立起来的几十年，因为环境本身的局限性，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养成了把市场经济和资本家、帝国主义等名词加以联系的惯性思维，并且随着这种思维模式在社会上普遍传播，人们在互相交流中更造成了“回音室效应”（Echo Chamber），又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的这种惯性思维。一直到后期，因为邓小平所领导的“姓社姓资”、“黑猫白猫”等大讨论，人们才得以从思维的局限性挣脱出来，走上了正确的市场经济发展道路。

上面的例子当然是比较极端的，但是我们在人生的阶段中也注定面对着诸多局限性，而局限性所造成的思维模式也容易让我们做出错误的选择。例如，在大学决定自己毕业去向时，许多人就因为自己处于局限性的短视（看不清未来）而不得不接受比较主流的思维模式和观点，并由此养成惯性思维。如果能跳出这种局限性，从本质上思考自己长期想追求的目标的话，那可能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主流的思维模式所说服。前一阵子因为快手和拼多多的新闻，不少投资者才开始惊觉乡镇人口宛如生活在魔幻世界，并且竟然有如此大的市场需求——其实之前如果多费些功夫跳出自己的局限圈，就会发现这些人和需求一直都在我们身边。

偶像的力量

最后，偶像力量是无穷的——学习偶像的思考模式和待人处事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跳出自己原有的思考框架，并学会许多好的特质。例如，芒格先生就把本杰明·富兰克林奉为自己的偶像，并不止在一个场合上谈论他的所作所为。他也曾谈过在做决定的时候会经常思考：如果是富兰克林的话在这件事情上会怎么做？在读了无数本芒格先生的传记、并对他的处事方法和思维模型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后，我也渐渐开始把芒格先生作为指导我人生的偶像——在做很多决定的时候我也会想：如果是芒格先生的话他会怎么做？通过这种代入，有许多看似复杂的问题和选项就开始变得清晰起来。

当然，找到一个适合自己学习的偶像也需要一些功夫。首先，这个人应该是自己非常敬佩的，并且和自己的三观、性格和处事模式都比较契合，这就需要我们对这个人有一定深入的了解。我觉得阅读自传和传记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学习另一个人的方法，如果没有自传和传记的话，尽可能地去挖掘一些跟这个人有关的访谈也可以加深了解。

希望通过这些方式，我在未来做决定的时候可以多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并有效避免认知上的误区使我做出错误的思考和决定。正如芒格先生所说：如果我知道我会死在哪里，那我将永远不会去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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