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派与顽固派分化，洋务思想与顽固思想对立

鸦片战争的失败在中国社会产生了很大的震动，促使国人从思想上进行积极的反思。今天小编带大家详细了解一下。林则徐、魏源等开明士人敢于面对现实，探索域外新知，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这标志着传统的“夷夏之辨”观念开始受到挑战，一种新的文化观念，即“师夷”思想已经形成。继林、魏后，姚莹的《康蝤纪行》、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夏燮的《中西纪事》、洪仁的《资政新篇》、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等，都体现出不同程度的“开眼看世界”的倾向，对“师夷”思想作了进一步阐发。但是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中国社会及思想界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夜郎自大、盲目排外的守旧势力及守旧观念，“师夷”思想的影响甚微。

再加上当时中国的内忧外患已经严重，意识形态上的争论一时还提不到议事日程上来。中西文化问题上的新旧矛盾暂时被掩盖着。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发动了洋务运动，统治阶级内部围绕着办洋务的问题形成了洋务派和顽固派。洋务派主要由朝廷中主张对外和好的王公官僚奕诉文祥等人及鼓吹“借师助剿”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以及后来的张之洞等地方督抚组成。他们从维护清王朝统治的需要出发，主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军事、经济等“长技”，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这在一定程度上继续了形成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师夷”主张。与洋务派相对立的是顽固派。大学士倭仁、李鸿藻、徐桐等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

朝廷中一大批御史言官，或以僚属之身份，或以门生之名目投奔到他们的门下，形成一股声势颇为显赫的政治势力。慈禧太后为了平衡统治集团中的各派力量，抑制洋务派的膨胀，经常给顽固派打气，使他们心高气傲，攻讦对手不遗余力。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派与顽固派的分化，洋务思想与顽固思想的对立，成为这个时期中西文化论争的特定的政治背景和思想基础，并由此而引发了洋务运动期间的中西文化论争。其主要论争有：60年代后期的京师同文馆开设天文算学馆之争、80年代初期的修筑铁路之争及同期的派遣留学生之争。京师同文馆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最先出现的一所洋务学堂，成立于1862年。

当时成立的主要目的是挑选一些八旗子弟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培养外语人才，为着解决“与外国交涉事件”中“语言不通，文字难辨”的问题。懂得了要培养外语人才，这也算是一桩开风气的事体。不过由于清朝当局创办同文馆，仅仅是出于外交实用的考虑，在它开办之初，学生所学的西学知识非常有限。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技术人才匮乏的问题日益严重。关于此问题冯桂芬在《采西学议》中讲得非常清楚。他提出“采西学”的一条主要措施，就是建议在广东、上海设立“翻译公所”，即教授西学的新式学校。他写道：“今欲采西学，宜于广东、上海设一翻译公所，选近郡十五岁以下颖悟文童，倍其廪饩，住院肄业，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又聘内地名师课以经史等学，兼习算学。”

冯桂芬的建议得到李鸿章的支持。李鸿章也多次向总理衙门建议改进科举，选用中国自己的掌握机器制造技术的人才。显然他们提倡实行自然科学和制造技术为内容的西学教学，是为了适应建立以军用工业为主的机器制造之急需。晚清时期最早的中西学之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奕诉于1866年12月11日上奏朝廷，建议在同文馆内增设天文算学馆，以便培养懂得“制造轮船、机器诸法”的技术人才。奕诉在奏折中强调的理由是：“因思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知天文算学中来……若不从根本上用着实功夫，即习学皮毛，仍无裨于实用。……现拟添设一馆……延聘西人在馆教习，务期天文算学，均能洞彻根源。斯道成于上，即艺成于下。数年以来，必有成效。”

进而泛论到引进西学对于国家自强的决定意义：“华人之智巧聪明，不在西人以下，举凡推算学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钩河摘洛之方，傥能专精务实，尽得其妙，则中国自强之道在此矣！”这一新方案的提出，标志着清朝中央当权的洋务派对于西方文化态度的一次重要变化，表明洋务派已正式采纳了“采西学”的文化政策。这种做法，对于恪守传统的旧文化营垒，自然是次异乎寻常的震动，遂引起轩然大波。于是应不应该采用西学，终于成为文化观念大论辩的公开主题。顽固派对开设天文算学馆大加反对，说什么“此举为不急之务”，是“舍中法而从西人”。

次年1月28日，奕诉上奏新订同文馆学习天文算学章程六条，再次申诉了学习天文算学的理由，对顽固派的反对言论进行了辩驳。顽固派一贯视洋器、西学为邪术外道，对设立同文馆本来就耿耿于怀，现在看到又要让有功名、有身份的人来入馆学习“夷学”，当然不能容忍。于是，近代中国首次中西文化问题的论争便发生了。1867年3月5日，山东道御史张盛藻上奏，指责奕诉的建议是“重名利而轻气节”，如果让科甲正途人员去习西学，就会败坏“士习人心”，动摇国本。清朝最高当权者慈禧太后需要依靠奕诉一派人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肯定了奕诉的建议，驳回了张盛藻的反对意见。但是，顽固派并不甘心。

3月20日大学士倭仁上折再陈反对意见。倭仁(1804-1871)，字艮峰，蒙古正红旗人，进士出身。道光年间曾从理学家唐鉴攻程朱之学，成为同治朝的理学大师。历任工部尚书、大学士等职，兼同治帝师傅，不仅是三朝元老，而且是朝廷的理论权威。仅就这些情况来看，倭仁奏折的分量轻重是可想而知的。倭仁在奏折中指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以为天文算学、西学西艺不过是“一技之末”，学不学无关大局，即使需要学习，也不必“师事夷人”，否则就会“驱中国之众威归于夷”。清廷将倭仁的奏折发交廷臣讨论。这种做法，起到鼓励顽固派的作用。一时间，反对学习西学的言论甚嚣尘上。

为了遏制顽固派掀起的反对浪潮，奕诉等人在4月6日上折，再次陈述开设天文算学馆的重要性，并质问道：倭仁既然反对设立天文算学馆，自必另有良策，果真如此，“臣等自当追随该大学士之后，竭其榜昧，悉心商办”，如果别无良策，“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6天以后，即4月12日，倭仁第二次上折辩解，坚持反对立场，击学习四学是“上亏国体，下失人心”，讲了一番严“夷夏之大防”的空洞道理。在这道奏折中，他除了重操旧调外，已经摆不出更新的理由来了。奕诉等人在4月23日继续上折反驳，指出倭仁散布的反对言论已经造成严重的后果。

奕诉提出，既然倭仁一再强调“天下之大不患无才”，那么就请他“的保数员，各即请择地另设一馆，由倭仁督饬，以观厥成”。这无疑是将了对手一军，同日清廷下达上谕，一方面督促总理衙门抓紧同文馆招生事宜，另一方面令倭仁酌数员，投地设馆，“与同文馆招考各员互相砥砺，共收实效”。其实倭仁在其奏折中只会放言高论，根本没有任何行之有效的育才良策。4月25日，他连忙上奏，承认自己并无精于天文算学的人选，不敢妄保，尴尬地收回了自己的意见。清廷在当天发布的上谕，要他“仍著随时留心，一俟咨访有人，即行保奏”。显然，这是为保全倭仁的面子而给他的一个台阶。看完文章后，大家有什么看法可以积极留言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