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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丨（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笔名胡适，字适之。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徽州绩溪人，以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

幼年就读于家乡私塾，19岁考取庚子赔款官费生，留学美国，师从哲学家约翰·杜威，1917年夏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大力提倡白话文，宣扬个性解放、思想自由，与陈独秀同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

胡适一生的学术活动主要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红学几个方面，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尝试集》《白话文学史》（上）和《胡适文存》（四集）等。他在学术上影响最大的是提倡“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

1912年正月，郭沫若屏住呼吸揭开盖头，

发现新娘竟长着“一对露天的猩猩鼻孔”，

他立马奋身奔出洞房，五天后离家出走。

郭沫若说：“隔着口袋买猫，交定要白猫，打开口袋却是黑猫。”

张琼华独守空房68年，一生无子女。

1906年，鲁迅被母亲骗回老家完婚。

新婚晚上，他独自睡进了书房。

第三天，他从家中出走，去了日本。

鲁迅说：“她不是我的太太，只是母亲送我的一件礼物。”

1926年，鲁迅赴上海与许广平同居。

朱安独守空房41年，一生无子女。

清末民初，喝过洋墨水或富贵显达者，

纷纷追求“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之新观念，

抛弃包办婚姻与糟糠之妻遂成新潮流。

但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却是一个例外。

1919年，林语堂到美国哈佛大学留学。

没想到留学期间，经费用尽，生活断炊。

走投无路的他，只好求助于北大胡适。

“能否由尊兄作保他人借贷1000美元，待我学成归国偿还。”

不久，林语堂就收到了胡适的汇款。

胡适说：“这是工资预支款，君归国后，一定要回北京大学工作。”

哈佛毕业后，林语堂又赴莱比锡大学读博。

他电报胡适：“再向学校预支1000美元。”

后学成回国，林语堂如约到北大任教。

他找到校长蒋梦麟，万分感谢。

蒋校长感到意外：“哪两千块钱？”

林语堂这才知道：“学校根本没出过这笔资助——那都是胡适个人的钱。”

而且这件事，胡适从没有向外人说过。

胡适资助的不仅只有林语堂，还有吴晗、罗尔纲、周汝昌、李敖、沈从文、季羡林、千家驹等一众才子。

他不仅仅资助才子，也资助贩夫走卒。

因为胡适交友从不论贫富贵贱。

胡适是倡导白话文的旗手，

而黄侃是反对白话文的先锋。

一次，黄侃在讲课中举例说：

如果胡适的太太死了，其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

“长达11字。而文言仅需四字——妻丧速归。”

胡适的回击也令人叫绝。

课堂上，胡适对学生们说：

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发信，

邀我去做行政院做秘书，我拒绝了。

同学们如有兴趣，可用文言代我拟一则电文。

学生写完后，胡适选了一则字数最少的——“才学疏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

仅12个字，也算言简意赅。

但胡适说：“我的白话文电文就５个字：干不了，谢谢。”

学生们纷纷叹服。

新文化运动后，因政见不同，

鲁迅与胡适交恶。

此后，鲁迅在报刊上多次挖苦、讽刺胡适。

面对鲁迅痛骂，胡适从不应战。

而对于鲁迅的文章，只要认为是好的，

胡适就会大力推荐，比如鲁迅的《随感录》。

胡适便在演讲中多次提到：“一夜不能好好地睡，时时想到这段文章。”

1936年，鲁迅去世后，

作家苏雪林给胡适写了一封长信，

称鲁迅是“刻毒残酷的刀笔吏，阴险无比”。

胡适回信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早年的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鲁迅死后，胡适从没发过一句恶声。

当许广平就《鲁迅全集》出版事宜给胡适写信，

请他“鼎力设法”介绍商务印书馆时，

胡适“慨予俯允”，立马出面推荐，

并担任了鲁迅纪念委员会委员，为《鲁迅全集》的出版奔波效力。

诛心是人类的通病，祸延千年，勿论中西。

能做到胡适般“恶而知其美”者，有几人哉？

一天早上，胡适喉部有点发炎，

胡颂平说：“肯定是昨晚喝的酒不太好。”

胡适说：“不要怪人！连医生也不敢随便说的话，怎么好怪人家的酒不好。”

这就是胡适一直倡导的：君子立论，宜存心忠厚。

何谓存心忠厚？就是“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

1936年，丁文江因煤气中毒去世，

胡适撰文纪念他时说了一件事：

丁文江打牌，把输赢看得太重，

当他手握好牌，手心便会出汗，

因此常被胡适等朋友取笑。

罗文干说丁文江：“看钱太重，有寒伧气。”

但胡适则反思——

“及今思之，在君自从留学回来，

担负一个大家庭的求学经费，

有时候每年担负到三千元之多，

超过他的收入的一半。

他从无怨言，也从不欠债；

宁可抛弃他的学术生活去替人办煤矿，

他不肯用一个不正当的钱。

这正是他严格的科学化的生活规律不可及之处。

我们嘲笑他，其实是我们穷书生而有阔少爷的脾气。”

这就是存心忠厚、有疑处不疑的胡适。

“宽容比自由更重要。”

这是胡适流传甚广的一句名言。

宽容之于胡适，已深入他骨髓。

作为新文化运动和“自由主义”之旗手，

胡适誉满天下，也谤满天下。

面对别人的咒骂，胡适并不生气。

有一次，他在给杨杏佛的信中说：

“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

有时他们骂得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

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

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

如果有人说，吃胡适一块肉可以延寿一年半年，

我也一定情愿自己割下来送给他，并且祝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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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胡适从北京到上海的旅途中，

意外碰见了老朋友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

赫定是瑞典国家学会十八名会员之一。

赫定说：“我想提名你做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

胡适果断而婉转地拒绝了。

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我可没有那厚脸皮。我是不配称文学家的。”

后来，李敖写了《播种者胡适》一文，

充分肯定胡适对国家、民族的贡献。

胡适读罢此文后，给李敖写了一封信：

“说我在纽约‘以望七之年，亲自买菜做饭煮茶蛋吃’，其实我不会‘买菜做饭’。”

“说我‘退回政府送的6万美金宣传费’，其实政府从来没有送我6万美金的事。”

“说‘他怀念周作人，不止一次到监狱看他’，我曾帮过他小忙，但不曾到监狱去看过他。”

1937年，罗尔纲赶时髦，

出版了《太平天国史纲》一书。

《书人杂志》将其选入“中国最新十部佳著”。

胡适读后，当面批评罗尔纲：“做书不可学时髦。”

“你写这部书，专表扬太平天国，

而太平天国之乱，让中国几十年不曾恢复元气，

你却只字未提，这样盲从做史是不对的。”

正因胡适的耳提面命，罗尔纲后终成著名历史学家。

胡适学术上的伟大，不在于他的著作，而在于他的治学之方法——“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1952年，胡适应邀到台湾讲学，

他当面对蒋介石说：

“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

第一无人敢批评彭孟缉。

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

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

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

当时的台湾，连钱穆都没胆这么说。

1954年，台湾召开“国民大会”，

商议改选“总统”、“副总统”，

蒋介石假意推荐胡适做总统候选人。

胡适拒不接受：“我有心脏病，连保险公司都不愿保我的寿险，怎能挑起总统这副担子？”

有人问：“如果你真被提名甚至当选时怎么办？”

胡适答：“如果有人提名，我一定否认；如果当选，我宣布无效。我是个自由主义者，我当然有不当总统的自由。”

1962年2月24日，一场庆祝酒会上。

胡适发表即席演讲，不料讲到一半，

突然心脏病猝发，倒地而亡。

整个天下，哭声一片。梁实秋说：“但恨不见替人。”

但蒋介石心里的石头终于放下了，

他在日记中写道：“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了障碍也。”

当年，胡适在赠言北大哲学系毕业生文章里，

曾引用禅宗的一位高僧所言：

“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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